第625章 Bird out
【1991年8月18日,我宣布从波士顿凯尔特人队退役。
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之一。
必须理解当时我的背部状况有多糟糕。
将近10年来,背部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再也受不了了。
疼痛无休无止,无论我做什么——站着、坐着、躺着、前倾——都无法摆脱它,它完全占据了我的生活。
有些日子,我甚至弯不下腰去捡球,更别提投篮了。
有些晚上,我不得不趴在地板上吃饭。
甚至连抱起我儿子康纳都让我疼痛难忍。
伤痛让我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打球,那时我会厌恶我自己。
我不知道妻子是如何陪伴着我忍受这么多年的,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当我走到讲台前,最终大声宣布一切结束时,我感到肩上卸下了千斤重担。
当我不必再强迫自己忍受所有这些痛苦时,我感到如释重负。
老实说,当时我讨厌篮球。
新闻发布会一结束,我和一些好朋友,包括我的理疗师丹-德雷克就出去庆祝了。
没有什么可悲伤或感伤的,是我该结束的时候了。
在新闻发布会前几个月,我就知道自己已经离退役不远。
1990-1991赛季刚结束时,我的背部开始出现不适,我知道自己不行了。
但直到1991年7月,我才真正承认,自己真的不能再打球了。
我并不害怕离开篮球后的生活,篮球曾经是我的全部,但疼痛会让人精疲力尽。
我得了神经压迫症,我的L4椎骨扭曲地压在L5椎骨上,中间夹着一根神经。
这使得我的脊柱非常不稳定,骨头不断压迫我背部的神经,这感觉糟透了。
丹-德莱克会帮我治疗,他可以暂时把骨头从神经上移开,但没过多久,灼烧般的疼痛便从腿向下蔓延,我又会陷入麻烦中。
丹已经为我治疗了近10年,他非常担心这种压迫会对我造成的永久性伤害。
我们有过很多次关于退役的严肃讨论,从1989年那次大伤报销后开始,我觉得每一场比赛都像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战。
1990年夏天球队进行了大交易,我们送走了充满潜力的雷吉-刘易斯,迎来了非常适合我们的迪瓦茨和霍纳塞克。
1991赛季的前半程我们打得非常出色,一度占据了联盟第一的位置,大家都觉得那支凯尔特人回来了。
只有我清楚,我们事实上相当虚弱,从精神到肉体,我们很优秀,但很难夺得总冠军。
1991年的夏天,我进行了背部手术,以期彻底消除脊椎骨压迫神经给我带来的痛苦。
在那年的季后赛,我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腿上灼烧感非常严重,我都感觉不到我的脚趾了。
我坐不下去也站不起来,我真的被吓到了。
我设法在花园球馆打完了第五场比赛,和步行者进行的抢五战。
在比赛开始前我感觉非常糟糕,可是丹对我进行了一番处理后,我的肾上腺素开始激增,我可以完全忘却糟糕的感觉
我知道以后会为此付出代价,但那是以后的事了。
我们在第五场比赛中击败了步行者,赢得了系列赛。
比赛中我在追逐一个漏球时撞到了镶木地板上,撞得头昏眼花。
老实说,我不太记得当时的情景了,当他们把我带进更衣室时,我有点神志不清。
队医阿尼-谢勒坐在更衣室密切关注着我的情况。
在我头脑开始清醒一点后,我对他说:“我能投篮吗?我能回到场上吗?”
他说:“嘿,你已经做得够多了。就这样吧,休息吧。”
可是我不断听到观众们的呼喊声,他们在高呼,“拉里!拉里!拉里!”
我看着阿尼,说:“该死!”
于是我站起来,跑过那个通道,回到球场,全场都疯狂了。
后来,当我被步行者队雇用时,唐尼-沃尔什说他知道我会打,知道我会回来,全场都会疯狂,然后我们会赢得比赛,这正是后来发生的事情。
即便如此,我们无法保持这种势头,我们最终在接下来的半决赛中输给了底特律队。
然后,我做了第一次背部手术,开始考虑退役的事。
手术过程包括切除椎间盘,拓宽通往脊髓神经所在的管道。
手术当天,我在外面步行了10英里。
我的外科医生非常乐观,他说:“你应该在1月份回来,我会再检查一下,但我认为你会没事的。”
但我却和医生说:“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回来,不管恢复的好不好。”
我和球队的新运营戴夫-加维特认真商讨退役的事。
戴夫在1990年加入凯尔特人队,他劝我不要退役。
我们一见如故,戴夫有很多如何帮助球队的创新想法,我喜欢和他谈论篮球。
他在70年代带领普罗维登斯大学取得了一些非常好的成绩,他了解球员如何看待比赛,也明白什么样的球队可以取得成功。
当加维特成为球队CEO时,我非常兴奋,我确信他会成为赢得我们下一个冠军的人——1990年我们的操作确实很棒。
但在91年赛季刚刚结束,手术前两个月,我走进戴夫的办公室,告诉他:“戴夫,我不能这样继续下去。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我不能再随心所欲地打球了,我想我应该退役。”
戴夫是个很有说服力的人,他能让你热血沸腾。
他说了很多令人激动的话,回顾了凯尔特人辉煌的历史,并期望在下一年再拿一个总冠军。
说实话我有些心动,我们的阵容确实不错,帕里什和麦克海尔油箱里还有油,霍纳塞克和迪瓦茨还在成长进步,我们的替补很棒。
如果我还是1984-1986年的我,一定会率队拿下60胜,继续冲击总冠军。
只要我们还有一点机会,我就不会放弃,绝不,我太久没有品尝冠军的滋味,我太渴望了。
我距离第三个冠军最近的是在1986年,我们打了一个几乎完美的赛季,但在总决赛功亏一篑。
在波士顿花园球馆,我们亲眼见证阿甘踏上神坛,当时我心里就清楚,整个联盟都有可能被这个11号统治。
事实证明我没猜错,但我没想到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没能回到总决赛,我们总是差一点,再差一点。
1991年我精疲力竭,我内心最深处已不再相信我们还能创造奇迹,尤其那个赛季常规赛我们屡屡输给开拓者和公牛。
面对这些顶级球队时,关键时刻我无法决定比赛胜负了,伤痛和年龄制约了我。
我和戴夫说:“我恐怕自己已经不行了,我没办法在一对一单挑的时候,在阿甘头上得分了。”
戴夫说:“联盟几乎没有人能在和阿甘一对一单挑时得分,难道大家都要退役吗?”
“但如果是要赢下总冠军,就必须有这个能力……抱歉戴夫。”
在这次谈话结束后,我下定决心离开心爱的NBA赛场。
我没有通知我的队友,没有和大多数朋友说,然后径直召开了发布会,宣布这一消息。
当时妻子黛娜回了印第安纳州,家里有点事,所以我没有和她一起参加发布会,我想她真的不想亲眼看到一切结束。
我记得新闻发布会后的那个晚上她给我打电话说,她说自己正在美容院做头发,电台里就播出了这个消息。
她说她泪流满面,这对我们俩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我们经历了所有的痛苦和汗水,现在突然间一切都结束了。
新闻发布会上有很多记者,尽管我们没有提前通知他们。
他们想知道我是如何度过前一天晚上准备宣布退役的。
我告诉他们,我独自坐在布鲁克莱恩的家里,看着过去的比赛录像,看着自己曾经的身影哭的不能自己。
好吧,这纯粹是胡说八道,我骗他们的,我根本没哭。
我确实坐在家里,没有看录像,而是对自己说:“天哪,这一切真的结束了。我真的要离开这里了!”
然后我开始回想起我刚到这里的时候,我非常喜欢的这栋房子,我在这里愉快的度过了很多年。
然后我在脑海中回顾过去十几年里发生的一切,我很感激自己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同一个地方打球。
我曾经告诉人们,如果你没有为波士顿凯尔特人队效力,你就没有打过职业篮球。
当然我知道这是吹牛皮,凯尔特人和别的球队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但我的感觉就是这样,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穿上另外一件球衣,如果这样,我会先退役。
我的一些朋友认为,很遗憾球迷们不知道哪一场是我的最后一场比赛,因为他们没有机会说再见,但他们说了再见。
凯尔特人队为我举办了一个退役之夜,这是我经历过的最棒的事情之一。
这是戴夫·加维特的主意,起初我不想参加,凯尔特人队通常在半场休息时退役球衣。
但戴夫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仪式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会打乱比赛。
他的想法是出售拉里-伯德之夜的门票,并将所有收入捐给慈善机构。
他设想的是,让我身穿制服站在台上,在我整个职业生涯中对我很重要的各种人走上前来与我交谈。
他想从洛杉矶请魔术师约翰逊来,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因为在我们整个职业生涯中,我们俩的关系非常密切——密切到我没想到在我退役后短短两个月,他也退役了。
一旦我答应了举办“拉里-伯德之夜”,我就开始担心了,谁会来呢?没有比赛可看啊。
但消息一公布,门票在几分钟内就被抢购一空,每个人都对此感到非常兴奋。
波士顿市场部的马克-莱夫想出了一个点子:出售1033份由内曼和我签名的限量版莱罗伊-内曼画作,每份售价1033美元,所得款项也将捐给慈善机构(33这个数字是我的球衣号码)。
那晚的情景我永远不会忘记,有那么多人专程前来为我加油。
我真的很感激他们的掌声。
鲍勃-科斯塔同意免费飞来波士顿担任主持人,魔术师一如既往的风度翩翩。
令我惊讶的是阿甘也在场边,他的出现在意料之外,他没有上台抢风头而是默默在台下鼓掌。
我母亲难得地现身波士顿观赛,我的儿子康纳当时还是个婴儿,他帮我把球衣举到了篮架上。
我们为33个不同的慈善机构筹集了超过100万美元的善款。
我们把钱捐给了很多机构,我们很难选择把钱捐给哪些机构,因为很多机构都值得捐助。
我记得当时,康纳很喜欢巴尼的节目,于是我提议把钱捐给播放这个节目的公共电视台。
我想给“丹尼尔-马尔上校男孩女孩俱乐部”捐款,因为我看到了他们所做的一切善事。
我想给镇上一个名为“罗西之家”的无家可归者收容所捐一辆新的面包车。
我还想给“新英格兰浸礼会医院”捐款,多年来,这家医院的员工一直在照顾我,等等。
人们总是问我,是否后悔经历所有这些痛苦,如果让我重新选择,知道我要经历的一切,我是否还会做一样的选择。
当我列举身体出现问题的所有事情时,听起来我在抱怨自己的伤痛,其实我不喜欢这样。
这就是为什么你在我打球的时候没有听到我谈论这些,这是我最不想谈论的事情。
我想说的是:我们队的精神是克服一切困难去比赛,不惜一切代价去比赛,我们大多数人都做到了这一点。
比如凯文脚骨折的时候,我们知道伤势很严重,如果凯文决定不能继续比赛,我们也会尊重他的决定,也会理解他。
但事实是,凯文不会坐视不管,因为他知道那一年我们很有希望夺得总冠军,这种机会可遇不可求。
我相信麦克海尔肯定有些遗憾,1987年,我们在东部决赛输给了底特律活塞。
据我所知,这么多年过去了,凯文的脚伤依然困扰着他,他走路有些一瘸一拐。
但你问他后悔吗?他一定不会。
我认为联盟现在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如果球员受伤了,他们就会选择休战,因为他们不想毁掉自己作为优秀球员的名声。
还有一种情况是,球员的合同快到期了,他们觉得自己能赚一大笔钱,所以如果可以不比赛,他们为什么要比赛呢?
还有就是经纪人,这些年轻人让别人替他们做决定,这样并不好。
像马库斯-坎比这样的孩子,他很有天赋,但是他受过太多伤,这限制了他。
我很想告诉他,如果他能克服一些恼人的伤病,他可能会感觉更好。
我有一些发挥非常出色的比赛,但我的身体情况并不好,我的肌肉拉伤了,或者我生病了。
那天晚上上场的时候,觉得自己不可能更糟了,可是当我最终上场跑了一会儿,就会将这些统统忘记,投入到比赛中。
不过,后来当了教练,我试图理解的一件事是,每个人处理疼痛的方式都不一样。
有些人知道如何克服疼痛,有些人就不行,还有些人根本不会受伤。
我喜欢看到球员们忍着脚踝扭伤之类的伤痛比赛,不过,当伤势更加严重时,只有你自己才能决定你想把自己逼到什么程度。
我的原则是,如果你觉得自己不能打,那就不打。如果你能打,那就上场打,但不要花太多时间去谈论它。除了你自己,没人知道你的疼痛阈值。
有时我会私下里对丹-德雷克抱怨说,“为什么这家伙今晚不打?我们正需要他。”
但丹总会告诉我,“拉里,你的疼痛阈值高得令人难以置信。你不能指望其他人也有同样的疼痛阈值,因为他们没有。质疑人们愿意或能够把自己逼到什么程度是不公平的。”
在处理执教的球员时,我试着记住这一点。
所以,这些痛苦都是值得的吗?当你环顾波士顿花园球场,看到那里有15000人,那么每一分钟都是值得的。
我喜欢环顾四周,看到每个座位都坐满了,这是一种我永远不会忘记的特殊回忆。
但有些事我宁愿忘记,永不记起。
退休几年后,我和一个有背痛问题的朋友在波士顿,我打电话给丹-德雷克,问他是否可以看看。
丹的办公室搬到了一个新地方,但即使如此,我一走进那里,所有的痛苦回忆开始攻击我,我觉得恶心。
丹看着我说:“拉里,你脸色不太好看,你还好吗?”
我环顾四周,说:“只要我再也不用来这里,我就没事了。”】
————1999年出版,拉里-伯德、Jackie Macmullan合作编写《Bird Watching》,摘录。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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