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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宗篇9 平康时代


“辅政时代”磕磕绊绊,难得消停地度过了三年,到平康四年春二月,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再度爆发在大汉帝国权力中枢,斗争双方主要为皇帝刘文澎以及鲁王刘暧,冲突围绕着折(太皇)太妃的丧礼而展开。

        折太妃,这个几乎陪伴了世祖皇帝一生,又见证了辉煌繁荣的太宗时代,在个人道德与节操上无可指摘的一代奇女子,在人生的第七十八个年头,终于走到尽头,薨于洛阳福庆宫。

        折太妃一代贤妃,这是毋庸置疑的,连世祖皇帝都深为敬重,名声也早已传遍内外。而即便那些过眼云烟般的名声与尊望,就冲她赵、鲁二王生母的身份,就可知她在大汉帝国的地位了。

        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祖皇帝在政治上的痕迹越来越浅,但他被当世之人越来越“神圣化”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作为世祖驾崩前最信重的后妃之一,折太妃的薨逝对朝廷造成重大影响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骄矜如慕容太后,也不敢在折太妃后事上逞骄耍横,否则赵、鲁二王,以及南洋的齐、梁二脉,都不会答应,就这四王形成的威慑,每人敢轻易去挑战。

        跳脱如皇帝刘文澎,也极其严肃地对待,降诏废朝七日,灵前也得大礼拜祭,并且让大臣议身后尊荣,也正是在身后名的问题上,皇帝与鲁王起了矛盾。

        作为折太妃之子,刘暧对母亲带有极高的崇敬心理,自然想在后事上给予母亲最高尊荣,而再没有追封皇后,以后之礼下葬,更为尊崇的待遇了。

        并且,刘暧坚定地认为,自己母亲值得上一尊后位。要知道,当年高贵妃薨逝时,世祖皇帝都追封为后,而高、折二妃可是同级别的存在,可以做肯定推论的是,倘若折妃薨于世祖时代,也必然以“后礼”处置后事。

        何况,高贵妃还是个再嫁之身,而折妃出身清白,生儿育女,侍候世祖,在地位与待遇上怎能比高贵妃差。(基于此等含义的言论传到南边的临海国后,临海王刘文海大骂刘暧等人,并且在后来上表严词反对给折太妃上皇后尊号事宜。)

        当然了,鲁王推动此事,除了出于给母亲正位的孝心之外,不可避免地抱有政治目的。至少,折太妃若变成“折皇后”,作为她的儿子,刘暧这个“摄政王”身上就能再添一道光环,与“亲王+辅相”结合起来,把持朝政也更能让人信服。

        鲁王要推,那皇帝自然要阻!过去的一年多,刘文澎一直在想方设法地收回权力,但一直饱受掣肘,并且随着公卿大臣对他这个皇帝看的越来越清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反而加强了。

        而比起他那娘亲慕容太后,刘文澎的手段也并不能高明到哪里去,喜怒好恶形于色,直来直去的性格与作风,也让满朝公卿极难适应。像“倒吕事件”那样的机会,可不是那么容易就遇到的,因此更多时候,刘文澎只能在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上拉锯。

        平心而论,刘文澎对于折太妃是没有什么意见的,考虑到她的出身与经历,若在寻常时候,追封上尊号也没什么。但与朝中局势结合起来,考虑到帝国皇权与臣权之间的斗争,那就不能顾及脸面乃至孝道了。

        刘文澎正愁没法把鲁王刘暧赶下台,刘暧又出这么一招,而刘文澎也能看到“太妃追尊”可能给他带来的威胁,怎会允许,自然只有坚决反对、反击。

        于是,鲁王刘暧上奏,皇帝刘文澎诏议此事。而这一议,便是大议,同时这种带有明显政治斗争色彩的议论,往往是议不出什么统一结果的,关键在于双方实力、势力的比拼,最终的结果也往往以实力强弱论成败。

        而事实证明,在当前大汉帝国体制下,在世祖、太宗两代帝王精心构建的那套体系依旧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即便一个不那么善于发挥的皇帝,若是坚定用力,也能掀起无边巨浪,吞噬前行路上的对手。

        鲁王刘暧,终究不是那种真正权倾朝野的权臣,“太宗遗命”到了平康四年,效力也大打折扣,而对众辅臣把持朝政不满的人与声音也更加大了,几乎沸腾。毕竟,期盼着“一朝天子一朝臣”,寻求进步升迁的人,是一抓一大把。

        而刘文澎,即便再肆意任性,那也是皇帝,名正言顺,根正苗红的大汉皇帝。

        于是,在大议之初,有鲁王、折氏家族发力已,及相关人等讨好逢迎,积极参与,支持请命的人很多,声势闹得很大。

        然而,等一个个坐观局势的人纷纷下场,投机份子卖力摇旗呐喊,反对声也慢慢高涨起来。

        至少,在追封折太妃的事情上,刘暧能够借助的力量是有个上限的,而皇帝这边,支持者的力量却几乎是无限叠加。到最后,朝廷内部,除了鲁王一系的人还在苦苦坚持之外,余者尽是反对之音,甚至于连折氏家族眼见事情不妙,都偃旗息鼓了。

        如果说一开始,双方还算就事论事,引经据典,围绕着帝国礼制而展开辩论。那么发展到后面,就变成了人身攻击,翻旧账,扯烂事,朝廷的空气立刻就变得污浊起来。

        事情的性质,也随着影响波及范围的广泛,超越了“太妃追封”本身,彻底变成皇权与相权,“辅臣派”与“帝党”之间的正面冲突。

        当这种针尖对麦芒的情况出现之后,鲁王的“事败”也就随之发生。朝廷上下,那些拥护皇帝的人,未必从心里敬服他,但是,站在皇帝这一边,显然是风险更小的选择。而人趋利避害之本性,也会促使他们去追逐胜利者。

        何况,朝廷内部的形势本就复杂,形形色色的势力交织在一起,利益诉求也各有不同。有愚忠皇帝者,有一心为国者,有有识之士,同样还有幸进之徒,而想要求得快速升拔,显然侍候刘文澎这么一个年轻帝王要更容易些。

        事实上,刘文澎这样一个任性皇帝待在至尊之位上,有人感到担忧,但同样有人感到窃喜,毕竟,只需要讨得欢心,就能得到荣华富贵,这难道不比伺候一个勤勉英明的帝王,与那些老成谋国辅臣,要来得更加容易?

        于是乎,鲁王刘暧在平康四年的这场“追尊大议”中倒了台,这场皇权与臣权的斗争,还是以皇权的胜利告终。

        刘暧这回是彻底失势,在“折太妃”下葬陪陵之后,便被迫使离朝出海,前往南海岛(菲律宾群岛)封国去就国了。伴随着的,是一大波“鲁王派”被黜落,这倒一定程度让刘暧在就国初期没有人才短缺的烦恼。

        而随着刘暧的就国,维系了三年多的辅政格局彻底宣告崩溃,雍熙辅臣,向德明、李继隆那是属于掌控军令、军政的勋贵派,如非必要,是基本不参与朝政斗争的,这也是不管中枢如何斗争,帝国都没有乱起来的原因之一。

        而剩下的,如张齐贤、李沆者,虽然依旧是朝廷重臣、士林领袖,但是已彻底压服众多势力派系。说到底,他们所代表的阶层,在大汉帝国的统治阶层并不占据核心地位,而此前能处高位、掌握大权,更多是因为世祖、太宗二帝需要用他们平衡朝局,并对帝国那庞大的勋贵及军功地主阶级进行了一定的压制。

        一个个辅臣的失势、倒台、离开,太宗皇帝驾崩前设置的帝国中枢权力平衡被彻底打破,代表着属于刘文澎的皇权的复苏,伴随着的,帝国功臣勋贵之家权势的逐步攀升。

        毕竟,刘文澎掌权,对于帝国上下的那些既得利益者们,压制力与约束力实际上是大幅下降的。

        当然了,刘文澎是看不到这些的,他还沉浸在正面击败刘暧这个皇叔的喜悦中,为此,他还大封了一波“功臣”。

        比如在大议中坚定支持皇帝的秘书监王钦若,便被提拔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参知政事,事实上承担起鲁王刘暧此前的权责,可谓一步登天。盐铁使董俨,晋为财政副使,其余诸如刘规、王约、林特、陈象舆等在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功臣”,也都得到封赏。

        比起他爹,在这些事情方面,刘文澎可要大方多了。帝党崛起之势,自此不可阻挡,大汉帝国也真正进入到属于平康皇帝的时代。

        只不过,在志得意满地行事皇帝大权的同时,种种矛盾也在潜然滋生发展。年轻皇帝的权威得到了重新树立,但帝国政令却不似从前那般统一,自上而下,由内而外,多有混乱,如此咄咄怪事,也是几十年来第一次。

        问题出在哪里,显然在皇帝。

        有一个人不得不提,赵王刘昉,若说对折太妃之心最为纯粹的,毫无疑问是他了。

        而因为此事,刘昉也头一次对皇帝产生了不满。他并不在意太妃能否追封皇后,但他对刘文澎把政治斗争手段运用到此事上,让太妃死后也不得安宁,还需面对满朝的议论,刘昉极其不满的。

        嘴上不说,但心头是十分恼怒的。同样的情绪,也针对鲁王刘暧这个亲兄弟,这也是从头到尾,刘昉都没有就此事发表任何言论,出手任何动作的原因。

        大抵是心虚的原因,时候刘文澎倒是想起了刘昉这个四叔,还亲自到邙山“诚庐”看望刘昉,并就此事进行道歉,诉说他的无奈。只不过,垂垂老矣的赵王刘昉,耳不聪,目不明,反应迟钝,让刘文澎郁闷而归。

        平康四年秋八月,随着尚书令张齐贤被罢免,大汉帝国也真正迎来属于皇帝刘文澎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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