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湖湘之治

　　如果要给大汉所有道州发展速度排个高低的话，那毫无疑问，湖南道必属第一，原因也很简单，底子相对薄弱，在得到有效治理之后，所取得的进步自然是巨大的。

　　千百年来，湖南都不能用纯粹的“楚蛮”之地来形容，沿湘江一线，以潭、衡二州为中心的核心地带，这也是一块宝地，土地肥沃，物产也丰。

　　同时，也享受了几次北方文化、经济南移的福利，在与中原交流联系的过程中，也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基础。就近阶段来说，在马楚时期，同其他南方割据诸国一样，湘潭大地就经历了一次值得书写的大发展。

　　当初马希范能搞出个“天策府十八学士”，不管其成色如何，多少能够反映出一些湖南发展的情况。只是，由于江淮、吴越那边的光芒太过耀眼，再加上马氏子孙太过不肖，在内部倾轧与外部战争中，使得湖南饱受摧残，使得在诸多人士的印象中，湖南还是那个残破不堪的穷乡僻壤。

　　有经济潜力，也有文化基础，因此，入汉之后，制约湖南发展的主要因素，唯有一样，人口。这也是这么多年以来，湖南道州府官员们一直努力的事情。

　　朝廷是乾祐八年收取的，时至如今，也整整八年了。在这八年中，变化最大的，也正式人口的增长，从最初的五十万人口，发展到现在在籍户口超过百万，直接翻了一倍，这是年增长率接近10%的增长速度，可谓十分夸张了。

　　当然，这并不是纯靠自然增长，还得感谢前任执政长官昝居润，此公到任之后，可谓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一心一意带领三湘百姓谋发展。

　　一开始就深明丁口的重要性，在社会秩序稳定之后，就开始清查隐户，同时制定政策，招揽难民，吸引各方百姓移居，朝廷平蜀，连续上表，求得朝廷的同意，以川民填湘，仅此一项，就增长了十五六万人。再加上收编的苗、瑶蛮人，以及养育政策的刺激，湖南的人口增长自然“腾飞”了。

　　哪怕这样的结果，比起原属南平的三州府人口，还略有不如，但并不能否认这方面的成就。人口，是大汉对州县长官考核的一项重要标准，在湖南，因之而得到升迁的官吏就有数十人。

　　此前为了鼓励生养，减轻百姓的养育压力，昝居润特地从公库之中出资，以作奖励。同时，豁出面皮，向刘皇帝上表，请求朝廷拨款支援，虽然不可能一请一允，但次数多了，考虑到他收拾湖南那摊子不容易，多少也都会给些扶助。

　　说起来，就在这种来往中，湖南成了与朝廷联系最紧密的一个道。在平蜀之后的那一两年中，中枢那边只要收到昝居润的奏表，就有官员忍不住开玩笑，猜测昝使君又要求什么......

　　在如今这个时代，人才是第一生产力，当人口的增长得到满足后，其他方面的进步，也就可想而知了。一享山林之泽，二拥江湖之利，再大兴垦殖，鼓励商贸。

　　三年之后，虽然还谈不上温饱，但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五年之后，治安良好，政通人和。八年之后，对当下的湖南百姓而言，也然称得上“小康”了，并且可以反哺朝廷了，潘美平岭南，其中半数的钱粮、七成的丁夫就是由湖南供应的。

　　在劝课农桑，开道疏渠，兴修水利的基础上，昝居润还另外发掘了一条财源，那便是矿产的采冶。尤其在南面的郴州境内，像金、银矿这样的贵金属，得到了大力开采冶炼，像规模大一些的银坑，郴州境内就有三处，到如今，湖南每年岁贡朝廷的银就达一万五千两了，这个数目也不能说少了。

　　在经济民生之外，文化事业，同样得到恢复，这片土地，是有足够的文化传承的。哪怕财政最拮据的那一两年，昝居润每年都会抠出一部分道府财用，支持学校，扶持读书人。

　　宣慰使石文德为首的一批湖湘士人，再加上一部分迁入潭州的川蜀文才，共同推动了三湘的文化发展。在大汉迎来统一，进入开宝时代之时，在昝居润的支持下，石文德纠集了一批文士，共同编纂出了一部描绘唐末以来湖南政治、军事、人文、风俗等历史与社会面貌的书，取名《湖湘志》，并在开宝大典时，与进贡方物一起献上，得到了刘皇帝的赞赏。

　　可以说，在昝居润的治理下，湖湘大地，再度迎来一次大发展。让人遗憾的是，天下无不散之筵席，昝居润被调走了，去江浙，如今更是闽浙巡抚，可以算是高升了。

　　不过，对于湖南百姓而言，却是一大损失。据说，昝居润登船离开之日，万民挽留，长沙城中百姓为之一空，争相送别于湘江之畔。或许有些夸张，但百姓们对昝居润不舍的感情却是真的，为了纪念他，特地将接引浏阳河的一条水渠更名为昝公渠。

　　治湘八年有余，除了留下一份杰出的政绩，还有如此名声，也堪称的不凡了。严格意义来说，论治功政绩，在大汉的所有地方长官之中，昝居润保底第二，但因为湖南在大汉的地位，着实不高，纵然做出了实在的成绩，也不够瞩目。

　　开宝元年的长沙城，已经看不到当初的破败，因战争所受的创伤，也早已被修复，人口也恢复到了五千余户。要知道，早年为了恢复发展，昝居润把人都推出去开垦了，城中人口一度跌至不到两千人......

　　官署之内，走了昝使君，迎来边使君，如今，轮到边归谠来接手湖湘了，带领三湘子民继续前进了。边归谠，在乾祐初年的大汉政坛上，还是很活跃的，最高曾担任过御史大夫，主管监察系统，屡次直言上表，言必有理，切中要害，也十分得刘承祐敬重。

　　只是，由于后来对武德司的几番针对，最终惹恼了刘皇帝，被外放为淮西道按察使。在任期间，严肃法纪，清除奸吏，后又调任荆湖道，改知江陵府，如今成为荆湖南道的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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