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篇6 一朝天子一朝臣

并没有在政事堂待太久，此番驾临，本就是兴之所来，抚慰宰臣，表达一番皇帝对卿臣的关怀。至于政事堂宰臣们这段时间商讨的那些事情，刘旸心中多少是有数的。

        即便不提存在多少刘旸用顺了手的心腹僚臣，就是终日在政事堂间议事论道的公卿宰臣们，中枢诸部司长官，以及稍微有些资历的贵族们，又何尝不是殷勤地往垂拱殿跑，积极地与新皇沟通汇报。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帝国即将迎来一场大变动，甚至是一场几十年不曾有过的变局。过去的二三十年，别看世祖皇帝以各式各样名义，对内掀起了数次清洗式的政治运动，不管杀了多少人，引发过多少变乱，大汉帝国的朝廷格局始终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改变。

        这是由世祖皇帝决定的，大汉的体制、国情以及所有的发展变化，在宏观上都是围绕着世祖皇帝个人意志而展开的。

        而原本根深蒂固的一些东西，随着新皇的登基，也终将开始动摇，既是大势所趋，历史必然，也实在因为，老皇帝过去搞的一些事情并不是那么符合众心人情。

        并且，如欲变，那首先变的便是职务，虽从表面开始，但这也是最简单、最基础也最让人习惯、为人接受的变动。

        对于大臣们来说，人事变动牵扯出权力划分，带来利益变动，谁也不想在这场三十年难得的大变中落后于人，即便不能更进一步，也该保住现有的利益，虽然这根本不可能。

        而作为皇帝的刘旸，同样在考虑这方面的事情，臣僚们争权夺利他可以稳坐钓鱼台，居中观察，调和仲裁，但其中的分寸把握，却也需要他仔细思量。

        回垂拱殿的路上，刘旸则满脑子都是政事堂如今的人事情况、权力格局。可以说，在赵普辞世后的这半年多时间里，政事堂一直处于一种分散平衡的状态，毕竟再没一个能如赵普那般压服群臣的人，从君到臣子也不允许再出现这么一个人物，便是赵普有那等权威也是时运使然，天子肯放权。

        因此，在赵普之后，世祖皇帝驾崩以前，作为大汉帝国最高权力中心的政事堂，实则上处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平衡之中。

        吕端递进，凭借职权、资历成为众臣第一人，但他根本无法服众，小事马虎糊涂都快成为其人设了；至于辛仲甫，更一度被看作赵普的马前卒；

        似韩徽，资望也不足以弹压众臣，“橐相”更是被一些人在私下里取笑；杨业为将帅尚可，做宰相，当官僚，还有得磨练；枢密院、兵部则是相对独立的一个系统，其结构定位、运行机制都突出一个制衡.

        这样的平衡，对于帝王而言，当然是有利的，也是刘旸想要维持下去的，然而，一成不变显然也是不可能的，否则如何提现雍熙时代的新气象。

        而随着赵匡义、李昉的归来，政事堂的情况就更复杂了，这二位从各方面都是要压其他宰臣一头的，若是再把刘旸打算启用的张齐贤算上，人数便往十人去了，显得臃肿了。

        即便是十择七，那排除哪三人，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值得斟酌。

        首先上刘暧，作为宗室代表，必有其一；枢密院、兵部，几十年来固定有两张席位，关乎到勋贵及军队的利益，也没法动；李昉与赵匡义，一个是帝师，一个是皇亲，赵匡义虽然在刘旸这里打了个问号，但将之摒弃在外，又总觉有些不合适；

        韩徽掌管财政司多年，精明强干，若罢其相位，也觉可惜；杨业既上功臣勋贵，又是朝廷监察系统的负责人，在这方面，刘旸甚至还想加强其权威，也不能动，刘旸一直以来都认为，在帝国的监察方面，还得回归正统、大义，不能过度依靠特务政治；

        至于张齐贤，那是经过刘旸多年观政观人之后，选取的用来改革匡正开宝积弊的先锋；比较下来，竟然是吕端、辛仲甫这两个中枢资排名靠前的宰臣看起来更适合刷下去.

        政事堂的人事安排，数来数去就那么一些人，但对刘旸来说，却是一个极其头疼问题，关乎到帝国上层权力划分，以及朝廷运转。也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落实的问题，距离来年正旦越来越近了，时间不等人。

        而对刘旸来说，处理之所以困难，顾虑纠结，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他不具备他爹那种压制一切的权势与威望，他也没法做到动辄斥人、贬人甚至杀人，那也不符合他的做人风格与为政理念。

        因此，要尽可能平稳地实现朝局的调整，考虑周全，减小冲突，只是要做到这一点，又何其难！甚至于，往这方面想得深了，刘旸都觉自己的考虑可笑，有种延续世祖之风的冲动，那样多简单粗暴！

        然而，也仅仅是想想，以刘旸多年秉政积累的见识来看，世祖皇帝那一套也只有世祖皇帝能做，不是那个人，强行为之，最后很可能闹出个笑话，闹个一地鸡毛的结果。

        同时，经过对过去半年时事发展变化的仔细体会、总结，刘旸也意识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过去大汉公卿大臣们对他这个太子，大多表现得恭敬、尊重，其中的原因，除了他本身表现出的宽容、沉稳、随和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或许就是上头有世祖皇帝看着。

        在老头子镇压天下的前提下，谁有胆子去“欺负”太子，蔑视皇权，取死吗？如今，那顶遮风挡雨的大伞不在了，还想让那些如狼似虎的权贵老老实实，安安分分，规规矩矩，恭恭敬敬，哪儿那么容易。

        多少带着些怀疑与忧虑，刘旸回到垂拱殿，内阁学士王旦正候着，询之，王旦向刘旸提供了一份登基大典的诏问。

        此事，同样值得刘旸重视，甚至是重中之重，这可几乎是可以他帝王生涯的正式开端。王旦作为名臣之后，如今也不过三十来岁，又是进士出身，才情卓然，对其文笔刘旸也很期待。

        然而，通读其所著文章后，刘旸皱起了眉头。看着陷入沉吟的皇帝，王旦也心中微突，显然陛下对自己的文章不满意，不过一时间也不敢出言。

        待到刘旸放下手中文章，王旦方敢发问：“臣才学有限，未能悉领圣意，谬误之处，恳请陛下指正.”

        见王旦有些患得患失，刘旸冲他摆摆手，想了想，以他一贯温和的态度说道：“王卿的才情足以动人，文采飞扬，条理清晰，对朕的嘱咐领会也很深刻。

        不过，若说有不足之处，在朕看来，只有两点。对先帝一生功德总结过于笼统，对开宝时政似有影射之意，对朕改革之心又着墨过多。

        再改改吧”

        说着，刘旸不禁叹了口气，抬手用力地揉了揉脸，一副疲惫的模样。

        “是！”王旦应道，依圣意表现文字，是他这样臣子极擅长的事情。

        只不过，心中不由暗暗琢磨，皇帝陛下如此交待背后的政治用意。显然，在经过近半年“打磨”之后，刘旸决定稳着来了，此前那种急于匡正世祖皇帝晚年为政之失的心理在那干公卿大臣的冲击下冷却了不少。

        雍熙元年（993年）正月朔，刘旸于紫微城乾元殿举行登基大典，场面之盛大，气氛之热烈，与会之众多，可谓开历史之先河。与之相比，世祖皇帝当年在东京崇元殿的登基大典简直就是个草台班子了。

        而与大典本身的隆重与盛大相比，大汉的权贵们更加关心，在雍熙皇帝的统治下，大汉朝局将会走向何方，他们又将在新朝廷中占据怎样的位置。

        经过前期反复的试探、角力，大部分人心中都有所预料了，但在答案最终揭示以前，还是无法安心。这一点，也随着新皇诏制的颁告，得到了解惑。

        因此，足足半个时辰的诏书宣读，乾元殿上的权贵们，从头到尾都没人把心思放在王旦的华彩文章上，更别提仔细揣摩新皇隐藏在诏文中的治国理念与政策倾向了，当提到功臣封赏部分时，几乎所有人都打了精神。

        新皇登基，依惯例都得对前朝老臣进行一番封赏、抚慰，以犒劳他们侍奉先皇、尽忠朝廷之功，或许还有翻篇前事的意味在里边。

        紧跟着，便是所有人关心的人事变动了，结果，自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即便刘旸已经十分小心操刀，谨慎调整，新中枢格局比之此前，依旧发生了巨大变化。

        鲁国公刘暧为中书侍郎，吕端为尚书令，赵匡义为尚书左丞，韩徽为尚书右丞，张雍为财政使，杨业仍为左都御史，曹彬再任枢密使，高琼还是兵部尚书.

        可以说，大汉帝国最核心的上层建筑，就由这些人构成了。除了一个张雍有些出人意料之外，其他人倒也符合预期，当然，张雍显然是有资格的，毕竟是开宝功臣，说意外只因为他长期是在地方任方面大员。

        唯一显得落寞的，大抵是辛仲甫了，虽然补偿了一个江南道布政使，但岂能与中枢宰臣相比，作为唯一被刷下去的政事堂几老，他此番是权力、名望俱损。

        李昉被封为太师，也算其主动请退，让刘旸少了一份为难。张齐贤，则是刘旸打算再等一个更合适的时机，何况，他的京畿道布政使屁股还没坐多热。

        除此之外，马怀遇调任巡检司，接替曹彬。同时还有殿前司张永德，调任河东都指挥使，这也是曹彬再拜枢密使的前置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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