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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45章 经济与党争(七)新罪名


高务实多年的官场果然不是白混的,于他的辞疏在次日一早送进宫中相应的,七道弹劾他的奏疏也到了。

        这七道弹章有两道来自于地方,五道直接来自于京师。来自地方的两道弹章之中,一道来自应天巡抚下辖的苏州,另一道来自于江西徽州。

        翻开地图看看就知道,苏州与徽州都是紧挨浙江的两个经济重镇。从这里来的弹章,让高务实有理由肯定自己之前的判断是准确无误的。

        至于京中的弹章,这倒是理所当然。诚然,自从高务实继任首辅以来,尤其是沈一贯被迫离京去负责给封禅大典做准备以来,京师之中“一片祥和”,多年来的政争仿佛一夜之间消失不见。

        然而,高务实不至于自大到认为这是心学派彻底投降,从此就是实学派赢得儒家道统,自己开始大权独揽的时代了。

        官场始终是官场,争权夺利永不眠。利益就在那里,不是你拿就是我拿,没有哪个派系敢说自己能让所有人满意,所以心学派暂时的蛰伏只是迫不得已,等到他们认为有机会,照样会跳出来——或者,即便跳出来的人换了个马甲,不叫心学派了,那也改变不了什么,总之政敌永远会有。

        虽说这次发起弹劾的第一人不过是个兵备道,而且高务实因为身边少了人帮衬而忽视了发起弹劾的根源,但他心里很清楚:既然人家动了手,就绝不会只有一个李叔元跳出来,紧随其后的一定是一波波弹章。

        这是因为,大明官场的玩法就是如此:先挑个高不成低不就的人出来挑事,把事情挑起来之后再次第跟进,逐步掀起声浪,使得从地方到中枢、从七八品小官到二三品大臣都开始参与其中,形成当年徐阶整高拱那样“满朝倒拱”的局面,最后由阁老级重臣出来一锤定音。

        高务实太熟悉这套玩法了,历年来他也一直按照这套玩法在玩。然而这一次,心学派与他们背后的江南财阀恐怕要愕然相顾,因为高务实选择了不作自辩,直接请辞。

        这就好比人家还在蓄力,高务实直接开大——首辅请辞可不是小事,皇帝就不能等舆论发酵,看看到底有多少人反对这位首辅了。此时的皇帝只有两种选择,并且要立刻作出二选一:要么放弃这位首辅,允许请辞;要么力保首辅,把发动弹劾的人严惩不贷。

        当然,执行层面会稍微复杂一点,即皇帝怎么说也会先挽留一两次,等首辅再三请辞,皇帝再顺水推舟的表示允许。不过,这也就是表演性质的流程罢了,不影响事态发展。

        昨天李叔元的弹章送到朱翊钧面前的时候,皇帝就有些纳闷,好端端地怎么南官们就弹劾起务实来了?按理说现在沈一贯都不在京师,你们心学派群龙无首,这个时候弹劾务实,最后一出戏怎么唱呢?

        怀着这样的疑惑等到今天,皇帝本以为会收到高务实的自辩疏,也早已想好该如何“温言勉慰”了,谁知道和七道弹章一同送进来的居然是高务实的辞疏。皇帝听陈矩说起的时候还以为自己听错了——这什么情况,就李叔元昨天那一道弹劾,务实竟然直接请辞?

        原本还显得轻松悠闲的朱翊钧顿时正经起来,让陈矩把七道弹章和高务实的辞疏都拿来给自己看。他先是下意识拿起了高务实的辞疏,但就在打开的一瞬间却忽然迟疑了一下,缓缓放在旁边,而是先看起了七道弹章。

        不多时,朱翊钧就看完了弹章。他蹙着眉头,面色阴郁,似乎有些失望。弹章中弹劾高务实的罪名与昨天李叔元的差别不大,尤其是京中的五道弹章,基本就是把李叔元的弹章换了个说法复述一遍,很是没有新意。当然最关键的是,这些罪名从何而来他朱翊钧都很清楚,甚至知道得比弹章中更清楚。

        倒是那两道来自苏州和徽州的弹章,里头说到了一些朱翊钧不是很清楚的细节。比如徽州知府所上的弹章,就很清楚的讲述了京华基建是如何暗示他“下水道工程”的重要性,以及高元辅对此的关注,最终“迫臣召集士绅贤良,共议捐资助工,而京华基建以此获利巨万”的全过程。

        不得不说,进士出身的知府老爷文笔甚佳,将整件事详略得当的描绘得犹如亲见,朱翊钧似乎都能想到那个画面了。不过朱翊钧更重视的却是另一件事:数据。

        这位府尊将京华基建提供给他的财务清单直接奉上,其中包括各类物料、用工开支,以朱翊钧从未见过这类清单的新手角度来看,光是“承插式水泥管”就占了全部资金的三成多一点,似乎确实有点问题。

        而且,光是修一个徽州府府治——也就是歙县县城的“下水道”,居然要花三万多两银子,而用在“承插式水泥管”的购买就花掉一万一千两,这属实是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

        难道务实真的从中牟取暴利了?朱翊钧脑子里闪过这个想法,但他很快摇了摇头——不是坚信高务实不会从中谋利,而是他忽然想明白了一点:就算真是,那又如何?

        不要跟皇帝讲法治,皇帝根本不在乎这个。朕口含天宪,言出法随,有罪没罪那得看朕怎么想。

        “朕”会怎么想呢?

        很简单:务实的功劳天下第一,而且当今朝廷里头根本没有人比务实更好用,所以他就算捞点钱又如何?

        而且歙县作为徽州府治乃是上县,花费三万两,那么中县或许要花两万两,下县或许花一万两。如此推及全国,假设都来一次“下水道工程”,大明一千多个县,确实要花很多钱,可是……这关我皇帝什么事,务实也没让我拿钱啊!按照这位徽州府尊的说法,这笔钱是“乡绅贤良”们出的啊!

        其实朱翊钧这个上中下三类县的各自花三万、两万、一万的估计很不准确,但皇帝不会为此细细计算,他就是简单估算一下。

        明代千余个州县分成若干等级,这种等级划分方法大体有四种:

        一是以区划地理位置划分的等级。

        两京所在地的县地位最高,称为京县;其次是布政司所在地的府属县,称为首县;再次是府和直隶州所在地的县,称为倚县或附郭县,如歙县就是这一类;然后是府和直隶州所属的县,称府属县;最下是隶属于普通州的县(既要接受府的领导,又要受州的管辖),称州属县。

        二是以田赋多少而划分的等级,这也是后世一般人最熟悉的划分方法。

        <div  class="contentadv">        凡纳粮十万石以下为上县,纳粮六万石以下为中县,纳粮三万石以下为下县。

        三是以本县事务繁简而划分的等级。

        “府以田粮十五万石以上,州以七万石以上,县以三万石以上,或亲临王府、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并有军马守御,路当驿道、边方冲要供给去处,俱为事繁;府、州、县田粮在十五、七万、三万石以下,僻静去处,俱为事简”。

        不过要说明一下,这种按事务繁简划分的等级,主要用于州县官升迁黜降。

        “外官有才勘治繁,见任偏僻;及勘治简,见任繁剧地方;巡抚、巡按官奏请更调者,酌量更调;或俱无可取,起送部别用。”

        四是以州县人口多少和疆域大小划分的等级。

        州县地处东南及平原地区,人口较多,一般人口在20万以上称为繁剧州县,亦号称大州县;人稀少的则为小州县,即使事繁也不免有小县之称,如当时的舒城县东西90里,南北90里,编户42里,人口12698人,郭懋“起补舒城,舒小而繁”,被称为小县。

        州县地处西北及山区,人口虽少,但疆域较大,亦号称大州县,即使事简也不免有大州县之称。如四川云阳县,东西160里,南北240里,时人口16215人,人口与舒城县大致相同,编里也不多,人口不足两万人,因为疆域过大,所以出现割地析县之议,也可知地广也称大县。

        总之,上述四种等级划分既不具体,也不明确,实际上并没有官方统一的标准,各州县“大”或者“小”,也时常有所变化。

        如果稍微认真一点计算,那么按照朱翊钧此刻“全国州县统统来一次下水道工程”的思路,总花费至少需要两千万两以上,那不是“确实要花很多钱”,而是“简直要花太太太多钱了”。

        不过好巧不巧的是,朱翊钧没有认真计算,而京华基建也根本没有考虑过全国州县都来一遍。这样的工程其实有个前提,那就是城市人口足够多,要是人口不多则根本用不上这种新式下水道工程,就用以前的排水排污措施已经够了。

        某著名明朝大片中有句经典台词:“朝廷,也就是几座宫殿几座衙门。饭,还是要分锅吃的。”

        皇帝想问题就是这样的思路,所以朱翊钧根本不在乎“士绅贤良”花了多少钱在这里头,甚至他还觉得“士绅贤良”有的是钱,务实通过给当地修下水道来从他们手里收钱,可比那些直接找他们索贿的贪官污吏强多了!最起码,那下水道是真的修了吧?

        然后是来自苏州的弹章。确切的说,这道弹章来自苏州太仓——不要慌,不是王锡爵上的,是来自于整饬苏松兵备兼理粮储水利副使……简称苏松兵备,此官不驻苏州城,而是驻于苏州下辖的太仓州。

        这位苏松兵备的弹章之所以引起朱翊钧注意,是因为他弹劾了一条高务实的新罪状:私征海税。

        本书前文说到过,大明在隆庆开关之后先是以福建月港为试点开征关税,所用税制比较粗枝大叶,基本上是按照出港船只的大小,或者说吨位来进行征税的。

        后来高务实出任户部尚书并设立了两署十一司,随即给这个过于粗枝大叶的税法来了一次升级,将原本的按照船只总吨位计算改为按照载重吨计算,又将商品种类进行了简单分类,不同类别的商品会使用不同税率。

        比如说,一船丝绸和一船大米在原先是同一个税率的,现在则一船丝绸的税率会远高于一船大米。这里头的原则其实比较简单,就两条:一看货物的价值,奢侈品属性货物的税率会明显高于生活必需品货物的税率;二看民生属性,民生必需品的税率普遍偏低,非民生必需品的税率普遍上涨。

        不管怎么说,总之现在大明各港口出海都是要交税的了。这位苏松兵备弹劾高务实的地方则在于明明朝廷已经收了一次税,凭什么高务实(京华)还要再收一次税。

        什么叫京华再收了一次税呢?其实他说的是京华的护航费。护航费这个事前文说过,这里就不赘述了,总之这位苏松兵备认定护航费就是“私征海税”,因为现实就是但凡大明出海的船只,几乎没有一艘敢于不交这笔护航费的。

        说真的,这也就是高务实今天已经没来内阁视事了,他要是来了,看到这个罪名恐怕会大翻白眼——怎么着,你们当年给海盗们交保护费可以,现在交给我京华一笔护航费就不行?那些海盗可都是我京华花钱打造两洋舰队之后清剿干净的,而且京华的收费可比海盗便宜多了。

        不过,高务实翻白眼归翻白眼,他大概也不会奇怪会有这种人——这厮一看就是为那些海商集团说话的,而海商集团既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肯定是锱铢必较,眼睛钻进钱眼里的货色。他们见现在海盗集团全部覆灭,海上贸易已然安全,肯定是不肯多花钱的。那么,继续收钱的京华自然是罪大恶极。

        朱翊钧留下他的弹章认真看了看,倒也不是认为高务实在这里下手太狠。他纯粹是好奇,想知道高务实在这里头能赚多少钱——可别忘了,北洋海贸同盟里头有皇帝私底下持有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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