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求助天地会
仁发药铺是天地会至臻堂的活动据点。
本来，至臻堂有一处赌馆作大本营。春节时，赌馆生意爆好。按惯例，官府一般不会在春节期间办公，衙役也不会在春节期间奉差出动。
但两广总督徐广缙颇有些特立独行，一反前任惯例，提出“不尽国体”、“以民治吏”、“断不能舍内地百姓别图交易”等主张。
春节期间，至臻堂各据点疏于防备。徐广缙亲自指挥绿营督标亲兵，乘春节袭击各处天地会据点。杨烜就是在那时被捕入狱的。
徐广缙特立独行，屡屡打破官场惯例，令两广大员颇感不悦。
上次杨烜拜会广东提督陶煜，陶煜的话里明显隐含着对徐广缙的不满。
到了仁发药铺，掌柜慌忙把杨烜接入内室。
仁发药铺的布局像个葫芦，外小内大，内里别有乾坤。
进入内室，杨烜看见七八个伤员，正躺在床上抽烟止痛，大概是上次被抓入监狱的同袍。靠墙根摆着十来箱鸦片，正准备对外出售。
原来，仁发药铺挂羊头卖狗肉，表面上是个药铺，背地里干着售卖鸦片的勾当。
至臻堂在广州城内外都有据点，活动范围主要在城内。他们在城外与海盗勾连，从走私商里批发鸦片，再运到城内销售。
凭借鸦片走私，至臻堂赚了不少钱，也养活了许多“草鞋”，即最低级的天地会成员。
天地会虽然标榜反清复明、互相扶助，但也从事这种非法活动。这正是许多天地会团体的真实写照，也直接关系到许多江湖人士的生计。
与广州城内其他天地会山堂不一样的是，至臻堂堂主殷正是外地人，成员也以外地人为主。至臻堂组织稍显严密，内部氛围很好，会员文化程度稍高。
这也是杨烜乐于同至臻堂来往的重要原因。
杨烜之前喜欢飞鹰走马，少不了也会抽两口烟，所幸并未染上烟瘾。他自幼习武，身体健壮，丝毫未受吸烟
尽管如此，内室里剧烈的烟味仍使他感到有些飘飘然。
穿过这间内室，里面又是几间精巧的卧室。掌柜的带杨烜来到一间卧室，这才问道：
“杨公子，你怎么没出城？”
这掌柜名叫刘旻虎，是至臻堂里的“红棍”，负责管理这处据点。在天地会组织架构中，红棍在堂主（元帅）、香主、白扇、先锋之下，算是堂里的中上层人物。
杨烜与刘旻虎相识不久，并不十分信任他。但事到如今，也只好把事情来龙去脉都告诉刘旻虎。最后，他坦白道：
“我打算先报了杀父之仇，再出城投奔堂主。只是，现在有两件事最为要紧，一是要查清楚四川会馆那些官差到底是什么来历，二是要查清楚带头作乱的教民。”
刘旻虎沉吟片刻，说道：“教民那边，倒不难查清楚。这些天城内戒严，教民应该还在城内。城内最大的教堂便是基督教福济堂，教民多在那里聚集。
“倒是四川会馆那些官差有些蹊跷，若他们真是满城里的包衣奴才，事情牵涉到满人，就不好办了。”
满城是广州城的内城，同样设有城门，供八旗兵及家属居住，汉人无故不得入内。
杨烜对道：“四川会馆那边，暂时只需查清他们的身份，若能弄清他们的目的最好，其他倒不用管，以免打草惊蛇。教民那边，只需把当天参与火烧团练局的匪首找到就行。
“此事关键在于保密，不得大肆声张。刘大哥不妨选派一两个精干得力、嘴巴严实的兄弟，查明了情况，就来报给我。待我报了父仇，再向大哥道谢。”
刘旻虎三十出头，身材矮小，一副精明强干的样子。他抱拳说道：
“杨公子不必客气。你是至臻堂的贵客，又是杨忠武侯的嫡孙。我能帮上一点忙，荣幸之至。只是，公子身份尊贵，不比我们这些寻常莽夫。与其手刃仇人，何如花钱买凶？”
杨田在一旁一直插不上话，想报仇也无处出力。听过刘旻虎的话，这才反应过来，说道：“刘大哥，等你查出了教民匪首，让我来杀了他，好为老爷报仇。”
杨烜却苦笑道：“教民作乱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咱们势单力薄，只能杀一两个匪首以儆效尤。满清没得救了，天地会喊反清复明的口号已经很久了，是时候付诸行动了。
“我既然要报仇，自然已经做好了决定。从此之后，我再也不是什么忠良之后、什么官宦子弟。我要正式加入天地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刘旻虎一脸兴奋，拍手叫好，说道：“杨公子说得好！若天下人都像公子这般有见识，咱们汉人的江山必能恢复。公子请放心，这笔买卖，我亲自帮你做，一定包你满意。”
杨田不知道少爷什么时候起了造反的心思。可是，要想为老爷报仇，似乎也别无他法了。
刘旻虎效率很快，第三天便查清楚了事情原委。
四川会馆的官差果然是满城里的包衣奴才，天地会兄弟亲眼看见他们进了满城。蹊跷的是，广州城内的督抚衙门正在忙着对付洋人，臬司衙门都在忙着追查天地会越狱的事。
总督、巡抚、按察使似乎并不关心杨烜的去向。
事情已经很明显了：广州八旗将军穆特恩一向歧视汉人，想在杨烜身上做文章，彻底打倒闽浙总督杨国桢，搞臭杨家名声。
甚至，满人可以借机打击以陶煜、向荣为首的杨氏部属，进而打击汉臣势力。
至于教民那边，刘旻虎那边也查了出来。为首的教民名叫王大彪，平日嚣张跋扈，民愤极大。
王大彪本是十三行的仆役，十三行没落后，王大彪没了生计，改入了教会。因他见多识广，胆子大、心思细，逐渐做了教民的首领。
上次教民与民团械斗，王大彪使用了洋人接济来的火枪、火弹，死了几十个团勇。
事情闹大后，王大彪躲入了基督教福济堂。
福济堂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教堂，其历史甚至可以追溯至明朝。
明朝对西方传教士比较包容，允许他们自由传教。清初，顺治帝对西方传教士颇有好感。顺治、康熙两朝都允许传教士来华传教。
康熙末期，罗马教廷认为华夏教民祭祖祭孔，有违基督教义。康熙闻之大怒，开始在国内禁止西方传教士。
雍正帝登基后，鉴于传教士曾参与皇位争夺，开始厉行禁教。
自此之后，西方传教士开始转入地下，在教民掩护下秘密传教。
乾隆年间，官府破获多起教案。传教士乔装打扮，甚至深入到山西内地，令乾隆帝震惊不已。
嘉庆、道光以来，国内民变四起，西方传教活动更加活跃，清廷对禁教更是有心无力。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根据中法《黄埔条约》，西方传教士可在五个通商口岸内自由传教。实际上，传教士的活动早已不再局限在五个通商口岸。
洋人虽然至今不能进入广州城，但传教士却早已进入广州，在城内修筑教堂、学校、福利院、医院等，吸引了上千名教民。
福济堂是座天主教堂，归法国人所有。此时，法国总统为路易.波拿巴，即拿破仑一世的侄子。
波拿巴得到天主教会的支持，当选总统后对教会投桃报李，大力支持教会的对华传教活动，甚至叫嚣“传教利益高于商业利益”。
广州百姓对教民恨之入骨，而福济堂正是教民的庇护所，也是法国天主教在华南开展传教活动的大本营。
法国传教士为了吸引百姓入教，无所不用其极，教民良莠不齐。王大彪劣迹昭彰，在法国人庇护下竟然成了教民首领，由此可见教民群体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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