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红革联”1号勤务员杜长海近来常常有种异样的感觉，其症状是这样的，神经中枢总处于一种高度兴奋的状态，走路时脚底像是装了弹簧，地心引力似乎有点不起作用了，就像在月球上行走一样，当然这只是一种感觉。他的脑子也处于半昏沉状态，很像酒至半酣的感觉，浑身像鼓足了风的船帆，有种饱胀感。连皮肤都有些异样，任何触摸都能引起一阵阵使人战栗的快感，犹如春风掠过湖面吹皱的水波。连他老婆都发现他有点儿不大对劲儿，跟中了邪似的。从早到晚，不知疲倦，精神头儿大得惊人，身为1号勤务员，他现在可谓日理万机了，这要在以前，以他的身板，早累成一摊烂泥了。可现在有点儿奇怪了，怎么精力这么充沛？晚上在床上和老婆亲热起来竟没完没了，不折腾个大半宿不算完，而仅仅一年前，他老婆还一口咬定杜长海患了阳痿呢，为此还差点儿离了婚，咋就现在成了这模样？还让不让人睡觉了？人和庄稼一样，旱了涝了都不行。杜长海自己明白是咋回事，这叫激情。人要没激情，生活就太乏味了。只有时势才能创造出激情。
自从他转业到地方当了一个机关的行政处长，可把他委屈死了，行政处是管理机关后勤工作的，食堂、司机班、电话总机、水暖电工等工作都要一手抓。哪个环节没干好都要挨骂，行政处是干吗吃的？连这点儿工作都做不好？他杜长海好歹也在朝鲜战场上指挥过炮兵团，他是个天生的军人，真正的军人是不喜欢和平环境的。一个有如此辉煌的军事生涯的副团长，怎么能一辈子窝在一个机关里干些令人厌烦的后勤工作？部队从朝鲜回国后本来准备参加授衔，可一道命令下来，杜长海所属部队的番号被撤消了，本来能授个中校军衔的杜长海被迫转业，壮志未酬啊，这辈子投身军旅，本来应该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在沙场上建功立业，可偏偏命运捉弄了他。
他消沉了，这是个一切按部就班、井然有序的社会，所有的位子都有人捷足先登了，一切都要论资排辈，耐下心来熬年头，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他也许这辈子就埋没在机关里。而现在，命运终于给了他一个机会，以前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旧秩序被摧毁了，以前那些不可一世的大人物相继倒台，连他的顶头上司，局长和党委书记都被剃了阴阳头，挂起了大牌子，撅着腚在八月的毒日头下被批斗几个小时还一个劲儿地向造反派点头哈腰。杜长海以前对领导可是高山仰止般地尊敬，而现在，世界算是倒过来啦，旧秩序被摧毁了，而新秩序还没来得及诞生，这个机会是千载难逢的。中国的历史已多次证明，只有在乱世，小人物才有出头的机会。历史是个变幻无穷的魔方，在有限的空间里不断地排列组合。既然有幸遭逢乱世，何不揭竿而起，为以后的权力再分配打些基础？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和“井冈山兵团”的战斗已进入相持阶段。杜长海出色的步炮配合战术使对方心有余悸，在短期内还无力展开新的攻势。杜长海在抓紧时间完善自己的指挥系统，他设置了司令部、作战部、情报部、后勤部，四处网罗退役军人，最好是当过作战参谋的转业军官。他要组建自己的参谋班子。想是这么想，真要做起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复员军人倒是不少，但当过作战参谋的转业军官可不多。
人就是这样，运气来了你挡都挡不住。杜长海正为自己的参谋班子伤脑筋，一个转业军官就自己找上门来。这是个一看就很精干的家伙，他名叫张重，曾在新疆军区当过作战参谋，因和领导闹矛盾，一赌气便要求转业。到这个城市后，还没来得及分配工作，因为复转军人安置办公室的工作已陷入瘫痪，部队发的一点儿转业费已快花光了。他听说“红革联”是本市的左派组织，只希望运动结束后，能给解决工作问题。
“打过仗吗？带过兵吗？”杜长海一点儿客套没有，开门见山地提出两个问题。张重的脾气倒像个军人，一点儿废话没有：“1962年中印边境反击战，我指挥过一个营。”
“咱们谈谈战术问题怎么样？”杜长海试探道。
“现在没有敌我态势图，连纸上谈兵都算不上。这样好不好？借我辆自行车，我到双方阵地附近转转，明天我做个沙盘，到时候再谈。”
杜长海故意说：“现在虽然没有大的战斗，可前沿冷枪不断，到处都是狙击手，你去侦察可有危险呀。”
张重淡淡一笑：“怕死还敢去当兵？再说，这充其量是场武斗，算不上战争。”
“都使用过什么武器？最精通的武器是什么？”
“所有轻武器都玩过。最精通的大概是手枪吧。”
杜长海把手枪拍在桌上，说了句：“试试看。”
张重倒也不客气，他抓起手枪“哗”地顶上子弹，走到窗前向30米开外的电话线“啪！啪！”两枪，电话线被打断两根耷拉了下来。
杜长海倒吸一口凉气，平心而论，他自己可没这本事。
第二天，张重捧来一个精致的沙盘，上面双方的兵力布防和火力点，临时工事及敌我态势都标明得很专业。张重问：“还需要我讲解一下吗？”
杜长海笑了：“算啦，你不用讲了，你现在是我的参谋长了，这个职务还算满意吧？”张重倒是宠辱不惊，他面无表情地说：“干什么都行，服从分配嘛，只是别忘了将来给我安排个工作。”
杜长海面临着一个问题。经过几次战斗，他手里的弹药消耗得差不多了。文攻武卫队员们毕竟不是正规军，他们缺乏战场经验，胆子小，往往没看见人影便将子弹泼水般地扫过去，到头来战果不大，弹药的消耗量却是惊人的。杜长海手里没有兵工厂，弹药补充成了大问题。再打驻军的主意已经不太好办了，驻军已加强了戒备，摆出了一副强硬姿态，曾经宣布过支持“红革联”的野战军，近来忽然态度暧昧，只是口头上笼统地表示要支持左派，可光说不练，什么实际行动也没有。据情报，野战军的领导层里关于支左问题的态度不统一，那个冥顽不化的李军长和坚决支持左派的马政委闹得形同水火。
杜长海以“红革联”1号勤务员的身份求见李云龙，他自信凭自己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良好的口才能够说服这个军长支持自己的组织。李云龙马上回话了，可以来谈谈。
杜长海乘坐一辆“嘎斯69”苏式吉普车，后面跟着一辆“解放”卡车，里面坐着他的警卫班，警卫班有二十多人，着装一律是蓝色劳动布工作服，头戴柳条安全帽，胸前扎着三个弹夹的帆布子弹袋，每人配备着56式冲锋枪和54式手枪两大件，显得很气派。
野战军司令部已进入临战状态。大院门口堆起了沙包工事，前面挡着蛇腹形铁丝网，工事后面伸出几支重机枪的枪管。一个佩戴着值勤袖章的值班军官一手拿着指挥旗，一手拎着机头已张开的手枪站在白色停车线后面，大门左右两侧各站着四个头戴钢盔手持56式半自动步枪的士兵，军官和士兵像钢浇铁铸一般站得笔直，钢盔下黝黑的脸上杀气腾腾，手上雪白的手套和刺刀银色的光芒在阳光中交相辉映。就算杜长海见过大世面，此时心里也有些发毛，暗暗嘀咕：妈的，到底是野战军，派头就能压死人。
值班军官声称他接到命令，只允许杜长海一个人进去，其余的人应全部站在停车线外等候。警卫班的弟兄们不干了，他们群情激奋地嚷着：“我们是警卫，头儿走到哪儿我们就跟到哪儿，一个军部有什么了不起？”
值班军官似乎懒得和他们费口舌，只是干脆地喝道：“未经允许越过停车线的，一律格杀勿论，机枪准备。”沙包工事后传来机枪的拉栓声，门口的八个士兵几乎同时拉开枪栓，将子弹顶上膛。杜长海一见事情要闹僵，忙挥挥手，命令部下退到停车线外，自己走了进去。
他在会客室里足足坐了40分钟，在这期间连杯水都没人给他倒，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当李云龙军容肃整地出现在他面前时，杜长海条件反射般从沙发上跳了起来，以标准的军人姿态立正敬礼，李云龙冷冷地摆摆手：“你没穿军装，行什么军礼？稍息吧。”杜长海被一口气噎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他没敢发作，他被眼前这个军长的气势震慑住了。李云龙披着一件1955年授衔时发的毛哔叽将军风衣，两腿微微叉开，双手背在后面，脸上一副不怒自威的表情，眼里射出两道寒光，刺得杜长海很不自在。
李云龙说话了：“听说你在部队当过副团长？哪个部队的？”
“××军。”
“哦，军长是孙瘸子吧？他是二野的老家伙了。”
杜长海说：“首长认识我们军长？”
“嗯，长征时认识的，那时他是骑兵营长，这家伙脾气暴，爱骂人，成天日爹操娘的，他那条腿还瘸着吗？”
“还有点儿瘸，听说是参加西路军时在河西走廊负的伤。”
李云龙说：“你找我有事吗？”
“是这样，我是以‘红革联’1号勤务员身份来请求解放军的支持的，我们在反动组织‘井冈山兵团’的武装进攻下，处境很困难，根据中央‘文革’小组的精神，解放军要支持革命左派……”
李云龙打断他的话：“我们不是表态了吗？解放军当然要支持左派，还能去支持右派吗？这点儿道理还能不懂？还用中央‘文革’小组来教吗？”
“可是，我们需要的是实际的支援，我们缺乏弹药，缺乏重武器，缺乏通信工具，还需要懂军事的指挥人员，我们的伤员需要得到部队医院的抢救治疗，我们需要实际的帮助……”
李云龙岂能听不出他的弦外之音？他是在发泄不满呢。李云龙强压着怒气，尽量缓和地说：“哦，你还缺乏重武器？连59式坦克和152加榴炮都有了，你当过副团长，应该知道我军的兵力火器，像152加榴炮这种口径的重炮，至少是师属炮兵才配备，你够富的了，还想要什么？是不是再给你几颗中程战术导弹？”他的口气突然变得尖锐起来，“你想过没有？凭你手里的重炮和坦克，再加上几个基数的炮弹，一旦开火要炸死多少无辜的老百姓？要毁掉多少建筑和财产？同志哥，这里不是朝鲜战场，是我们自己的国土，是我们自己辛辛苦苦建设起来的城市，你脑子一热就要毁了它，这是犯罪……”
“首长，我不同意您的观点，您为什么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呢？毛主席说：‘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的大搏斗，大较量，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资产阶级的反，是坚定的革命左派，而反革命组织‘井冈山兵团’却企图复辟资本主义，他们武装到牙齿，杀害我们的战士，向我们猖狂进攻，我们如果再不拿起武器，就要犯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您是老红军，我军的高级干部，我尊重您的历史，但是我也要指出，您的思想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了，危险啊首长，不管您的资格有多老，功劳有多大，如果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就会被历史所淘汰，就会走向人民的对立面……”
李云龙嘴笨，还真有点儿招架不住，杜长海那两片嘴挺利索，一套一套的，你还没法驳倒他。因为他的理论不是他自己的，而是来自最高决策层，中央“文革”小组的理论你能说它是放屁吗？李云龙怜悯地望着这个头脑简单的前炮兵团副团长，他不是坏人，他真诚地相信自己是坚定的革命左派，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保卫毛主席、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他是真诚的，绝不虚假。李云龙想，越是这样的家伙越危险，他的脑子已进入狂热状态，什么也听不进去，惹出多大乱子也不管。死几个人算什么？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文化大革命”成绩是大大的，损失是小小的。乱了怕什么？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大乱才能达到大治……
这些来自最高决策层的指示，每句话都能让杜长海当作武器，把李云龙噎得一愣一愣的，你还没法反驳他。李云龙耐着性子揶揄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是老粗，没文化，理论水平没有你高，你的帮助教育我记住啦。至于如何给你实际上的支持，我看还是这样，你不是有热线直通中央‘文革’小组吗？你请中央‘文革’小组给军委下个命令，只要有军委的书面命令，别说给你武器弹药，我这个小军长给你当警卫员都行。你看，我才配一个警卫员，你的排场比我大，硬是一个警卫班，军区司令也不过如此嘛。来人呀，给我送客……”他吼道。
“井冈山兵团”的1号勤务员邹明这两天也正在为弹药的事伤脑筋。他知道，双方的前沿阵地处于对峙状态是由于双方都缺乏弹药，都无力发起进攻。这时，只要一方有了充足的弹药，均衡马上会被打破，双方实力的天平就会向一方倾斜。邹明是个处事果断的人，他根本不想征求任何人的意见，这种事需要的是决心和魄力。虽然省军区暗中支持他的军事行动，可再也不敢故意敞开弹药库让他去抢了。据说省军区上次的举动已经挨了军委的批评，暂时不敢明着对“井冈山兵团”进行军事援助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打野战军的主意。他知道野战军有个巨大的弹药库，把这个库弄到手，今后几年的弹药都不用发愁了。军事禁区算什么？以革命的名义是没有什么地方不能进的。别看驻军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声称已进入一级战备，真要冲进去，他敢开枪吗？向革命造反派开枪，他李云龙还要不要脑袋了？这是镇压革命群众的刽子手，他敢担这个责任吗？不然，全国都在抢夺驻军的武器，怎么就没有一支部队敢开枪呢？
邹明连夜派出了一支几百人的部队，乘坐着二十多辆卡车向军事禁区驶去。这支部队的成员全部来自西区，是东风机械厂的产业工人，其中还有不少复员军人。他们手里的武器很杂，因为这些武器除了来自省军区武器库，还有一部分是来自本市武装部的武器库。武斗队员们手里的枪五花八门，正规军早已淘汰的日制38式步枪，歪把子机枪，苏制PPSH-31型冲锋枪，还有的就是解放战争时缴获的美军“二战”时的装备，像“汤普森”冲锋枪，M1卡宾枪，都是20世纪40年代初美军的装备。这些武器由于长期磨损精确度差，故障率高，子弹不通用，零件也不可互换，打起仗来能把人急死。前步兵团长邹明为这件事急得睡不着觉，这也是他痛下决心的原因，除了野战军的现役装备，他还能想出什么办法？
车队浩浩荡荡向郊区疾驶着，复员的老兵们浮想联翩，仿佛回到了以往的战斗岁月，没当过兵的青年工人们更是激动万分，要不是“文化大革命”，你到哪儿去找这种机会，手里端着真家伙，想打谁就打谁。此时的城市，即使在夜里，也充满了战争的喧嚣。夜色中时时升起一颗颗照明弹又徐徐落下，各种颜色的信号弹此起彼伏，随风传来零星的机枪点射声，拖着长长尾迹的曳光弹在空中划出一道道银亮的弹道……一个解放战争时参加过天津巷战的老兵在车厢里大发感慨：“真他妈的，又回到从前啦，当年陈长捷那小子……”
车队第一辆卡车的驾驶员似乎没听见什么动静，卡车的两个前轮胎就瘪了，他猛地一脚踩住制动器，卡车在惯性的冲力下歪歪斜斜地撞到路边的电线杆子上，车上的武斗队员捂着撞疼的脑袋大声地咒骂起来。为了不耽误时间，第二辆卡车猛打方向盘绕过第一辆车准备继续前进。谁知还没来得及绕过抛锚的卡车，两个前胎也突然没气了，两辆卡车把窄窄的路面堵得死死的。一个当过侦察兵的复员军人，他的耳朵很灵敏，他好像听见两声微弱的钝响，似乎很熟悉，他琢磨了两分钟，突然恍然大悟地叫起来：“妈的，前边有人朝轮胎开枪，这枪上安了消声器……”武斗队员们愤怒起来：“这是反革命分子在伏击我们，弟兄们，开火！”队员们跳下汽车展开散兵线向前方的黑暗中猛烈射击，不同型号的枪支喷出长长的火舌像金蛇狂舞，灼热的弹壳四处崩溅……当所有弹夹都打空时，武斗队员们发现，对面黑暗中没有还击的枪声，他们面面相觑，开始怀疑起那个老兵的话是否是虚张声势。
邹明乘着一辆北京吉普走在车队后面，听到枪声后，他命令驾驶员越过车队冲到前面，当他握着手枪从吉普车里蹿出来时，队员们正端着空枪发愣，连他们自己也闹不清是否真有人向汽车轮胎开枪。邹明到底是当过团长的人，他很果断地命令队员们把挡住路的两辆卡车推开，他凭直觉判断，对面伏击的人不会太多。不然，就不是这番光景了。十几个队员冲过去推车，没等推动卡车，前方又是几声微弱的钝响，五六个队员立刻中弹跌倒，其余的人马上卧倒还击，一阵速射后，前方又没了动静。邹明发现了一件怪事，所有的中弹者都是被子弹击穿了小腿肚，腿骨虽然没受伤，但子弹造成的贯通伤也够吓人的，弹头只在进口处留下一个不起眼的小洞，子弹出口处却被撕下酒盅大小的一块肌肉组织。邹明的心里一动，有种不祥的预感，他感到对面黑暗中潜伏着一种比他想象的还要强大的力量，正在极其耐心地捉弄他，就像猫玩儿老鼠一样。
邹明是1942年入伍的老兵，从战士干到团长，经历过上百次战斗，可谓久经沙场了，可今天，他第一次尝到了恐惧的滋味，他感到自己像条放在砧板上的鱼，正毫无办法地任人宰割。他手下的队员们不知道邹明正在想什么，他们有种急于报复的愿望，一部分人正在拼命射击，一部分人又在推车。邹明猛地挥动手枪大吼道：“注意隐蔽！”然而已经晚了，又是几个队员一头栽倒，邹明握枪的右手突然像遭到电击，手枪发出一声尖锐的金属哨音飞出三米开外，在一股巨大冲击力的震动下，他的右手麻木得失去了知觉。一个队员捡回了手枪，大家都惊骇得愣住了，一发子弹准确地打在枪管套筒上，套筒被打变了形。所有的人都明白了，这仗没法儿打了。对手是手下留情了，否则，凭对方的枪法，邹明就算有十条命也完蛋了。受伤的弟兄们毕竟不是真正的军人，贯通伤带来的巨大疼痛使他们顾不上面子了，伤员们都大声哭号起来，队员们的士气迅速低落下去，况且伤员再不抬回去治疗，会失血过多造成死亡的。邹明不再犹豫了，他果断地下达了命令：“撤！”
事后在总结会上，邹明把玩着那支几乎报废的54式手枪，心想，妈的，要说这是“红革联”干的，鬼才相信。“红革联”要有这本事，仗就不用打了。这些神秘的枪手简直就像幽灵，真他妈的专业。邹明在十几年的军人生涯中，似乎还没见过这么高水平的枪法，枪手射击位置隐蔽得极佳，连射击时的口焰都用某种很专业的办法消除了，消声器成功地掩盖了枪声，叫你根本无法察觉子弹是从哪个方向射来的。更令人不解的是当时处于黑暗之中，黑暗中射击，枪法竟能如此出神入化，简直不可思议。
邹明给一个老战友挂了长途电话，这个老战友在西南的一个兵工厂工作，从事的是轻武器研究，老战友仔细听完邹明的叙述，连想都没想，脱口而出：“那些枪手装备了红外线瞄准镜，现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军队都装备了这种瞄准镜。在可见光是零的情况下能清楚地看见你。咦？真怪了，这种瞄准镜我国别说装备部队，连科研样品还没出来呢，你怎么能见到？”邹明不是傻子，他明白了，现在他最危险的对手不是“红革联”那些乌合之众，而是一个隐藏在暗处的强大力量，这个对手处事很有分寸，只是向他发出一种警告，似乎在告诉他，如想要他的脑袋，就像探囊取物一样。想到这里，邹明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这座城市的武斗进入对峙状态，城市的一条主要干道——朝阳路成为两军阵地之间的分界线。由于双方都缺乏弹药，所以没有爆发较大的战斗，只是在双方的前沿阵地出现了大量的狙击手，每幢建筑物的每个窗户都成了狙击点，只要有个目标暴露在窗口超过30秒钟以上，立刻会被来自不同方向的子弹击中。昔日繁华热闹的朝阳路现在变得死气沉沉，终日不见一个人影。大街东西两侧的楼房墙壁上，布满了蜂窝状的弹孔和82式无后坐力炮的炮弹炸出的不规则状的大窟窿，空气中蔓延着浓浓的火药味。南北走向的朝阳路的南侧是个丁字路口，路口的一座四层楼房后面，有一座高达八十多米砖砌的大烟囱，烟囱的侧面有铁梯，可供单人上下，烟囱的顶部很宽敞，像个小平台。
身穿便衣的李云龙正手持望远镜趴在烟囱顶上向武斗双方的阵地进行观察，他身边趴着一溜儿孩子，李健李康兄弟和赵山等兄妹四人。孩子们第一次参与这种冒险活动，心里既兴奋又紧张，都屏住呼吸大气不敢出。在李云龙的望远镜里，双方的攻守态势一览无余，用沙包堆成的街垒工事，临街楼房地下室窗口改成的暗射击孔，还有一些精心伪装过的暗火力点，都收进了李云龙的视野。
当这个城市的武斗处于萌芽状态时，李云龙没太在意，他认为那不过是造反派们在打群架，互相扔扔砖头瓦块儿，再急了眼玩儿玩儿冷兵器就差不多了。谁知这些造反派一玩儿就收不住手了，机枪、冲锋枪都嫌不过瘾，坦克和大炮都用上了，这太出乎他的意料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观点的分歧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用尽一切方法将对方在军事上打垮。此时，战争已经成了目的。李云龙的心里很矛盾，从理智上讲，他认为这种动枪动炮的武斗纯属胡闹。但从感情上讲，那久违的枪炮声对他的确是种诱惑，打个不恰当的比喻，犹如被去了势的太监猛地见到横陈在眼前的美女一样，心中极度渴望却不能为。身为职业军人，他对眼前发生的战争不可能无动于衷，即使没有参与的可能性，也要做个内行的评判者。一个职业军人要时时抑制那种对战争的冲动，是件很痛苦的事。
李云龙把望远镜传给孩子们观察，他点燃一支香烟吸了一口忍不住骂了起来：“蠢货，蠢货，都是他娘的蠢货，杜长海和邹明都是当过团级指挥员的人，也都参加过实战，一场小仗就打成这样，不是蠢货是啥？”李健和赵山都是中学生了，从小生长在军人家庭对军事多少都有兴趣，他们最近和司令部的几个作战参谋混得挺熟，还经常在沙盘上玩玩对抗游戏，知道一些军事术语。
李健把望远镜传给赵山，疑惑地问道：“爸，我看他们的阵地设置得不错呀，您看，火力点有明有暗，有高房工事，有地堡，街垒工事像是个火力支撑点，一旦开火就能组成交叉火力，我看双方都挺内行的，看不出有什么漏洞。”
赵山用望远镜观察着说：“爸，我看出点儿问题，他们的射孔开得不怎么样，视野和射界都太窄，还有，两个阵地之间的障碍物太多，有废弃的沙包工事，有防坦克桩，还有一辆被击毁的公共汽车，这些东西都有可能被进攻一方利用，成为对方的掩体，还有，双方表面上虽然都注重交叉火力的运用，但还是有不少射击死角。”
李云龙满意地说：“嗯，我看赵山就比李健聪明，李健是个笨蛋，玩儿了几天沙盘游戏就以为自己是将军了，告诉你，你小子还没入门呢。赵山观察得比较仔细，看出了一些问题，说得也有些道理。咦？你先别笑，得意个什么？我下面的话还没说完呢，这叫‘五十步笑百步’，你们两个再加上杜长海和邹明，思路是一样的，你们的眼睛只盯着对方的阵地，只关心对方的火力配置、射击角度和正面进攻的路线，这样想，思路就走进死胡同了，就算是成功地打过去，突破了对方的防线，那又怎么样？撕开了一个口子向两翼发展一下，那不过是在对方防线上打进了一个楔子，离全歼对方还远着呢。这种战术太小家子气，就像个没见过世面的娘们儿，只盯着眼皮底下的鸡毛蒜皮。打仗的原则，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就像毛主席说的‘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咱们为什么要到这里来观察呢？原因就是这里是全城的制高点，战场的全局一收眼底，这样就会对战场全局有个总体的把握。大家注意一下，现在交战双方的兵力布势很糟糕，都采用了兵力密集的收缩防御，点大面小，在地形的利用上都属于消极防御，似乎都等着对方来进攻，恰恰忽略了一条重要的战术原则：‘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至于进攻的路线就大有讲究了，进攻的目的不是为了击溃对方，而是寻找薄弱环节在几个点上进行突破，然后进行穿插分割，合围对方的重兵集团加以歼灭。大家想一想，现在这仗该怎么打？”
赵高脑子最快：“爸，我知道了，这条朝阳路的南北两端是平房居民区，小巷很多，最适合绕过去……”
“这不叫绕过去，叫迂回渗透。”李云龙提醒道。
“现在双方都是收缩防御，顾不上两翼，我要是指挥员，就来个正面佯攻，两翼迂回包围对方，围住以后再穿插分割。”赵高说。
李云龙教训道：“你以为就你聪明？人家当过团长的人还不知道两翼迂回、穿插分割？这种小儿科的战术连当排长的都懂。你再仔细看看‘井冈山’阵地的两翼防守得很好，几乎没有破绽。嗯，那些小巷口有几辆被击毁的汽车，我敢说这汽车上有名堂，很可能设置了电发火的定向雷，我去查过，这些浑蛋抢了工兵营的一些定向雷，那个邹明要不用在这里我就不姓李。你们看，那辆汽车前面的地面上比较干净，而汽车后的地面上倒净是碎砖烂瓦，这是伪装，为的是掩盖连接爆破控制器的电线，这种雷杀伤力很大，几百颗钢珠能形成180度的杀伤半径。那个杜长海也鬼得很，他早看出了这里的名堂，才不触这个霉头。看来双方都是受地形限制才成这种格局。”
李健说：“要这样说，双方的指挥员都没什么失误，正面强攻和侧翼迂回都不可取，那只好这样僵持了，这是没办法的事。”
李云龙笑道：“傻小子，进攻和防御不仅是在一个平面上，还应该是立体的，也就是说应该从空中、地面和地下组织进攻和防御。当然，按现在双方的条件，可以忽略空中进攻，因为双方谁也没有直升机。可是忽略了地下这个层面就太愚蠢了。”
赵山眼睛一下子睁大了：“您是说地下有通道？”
“没错，这个城市的下水道修建工程我们部队也参加了，污水主干线的管道里能并排走两个人，这就简单了，有个小型的突击队就够了，只要端掉对方的指挥部，对方就会不战自溃。我刚才用远望镜仔细观察了，双方防区内下水道井盖好像都没有采取措施，这几乎是致命的疏忽，任何一方先想到这点，这仗就不用再打啦。”
李健不以为然道：“爸，您参加过修建工程，可他们哪儿知道这下水道的事？”
“一个普通人想不到这些当然没什么，可一个指挥员就应该想到，在战争中任何微小的疏忽都会付出血的代价，没想到根本不是理由，谁没想到谁就是蠢货，就不配当指挥员。”
李云龙一想起这两个前志愿军团长就怒不可遏，他们在这个城市里打仗闹事倒尚在其次，最使他愤怒的是，这两个家伙的战术思想竟如此僵化，如此平庸。在李云龙看来，这两位的指挥能力当个连长都勉强，居然还当过团长，看来，不光这两个家伙是蠢货，连提拔他们的人都是蠢货。
“啪！”一声枪响，一颗子弹打在烟囱顶部的棱线下，不知是哪方的狙击手发现了烟囱上有人，先开了一枪，紧接着，机枪和冲锋枪就打响了，子弹“嗖嗖”地掠过。李云龙安慰孩子们：“别害怕，梯子一侧是射击死角，大家慢慢下，撤退！娘的，欺负老子没挺机枪，敢向老子开枪……”
李云龙组织“战地参观团”一事被田雨知道了，气得田雨一天没吃饭，她向李云龙大发其火：“我看你脑子有毛病了，一看见别人打仗就激动，自己去还不算，把孩子们也带去，你知不知道那里有多危险？咱们自己的孩子先不提，要是赵家兄妹出点儿问题，咱们怎么对得起赵刚和冯楠啊？我就不明白，怎么世界上还有这种人？要是自己去打仗激动一下还情有可原，怎么见到不相干的人打仗他也激动？即使是拿破仑对战争也没像你这么狂热，快60岁的人了，也不觉得难为情……”
面对妻子的责难，李云龙讪讪地蔫了，一句嘴没敢回。他知道自己近来由于心情压抑，做了些过分的事，比如整治马天生，事后也有些后悔，一个堂堂军长，怎么心胸如此狭窄，做些上不得台面的事？就像个农村孩子，偷偷去堵仇人家的烟囱。这次爬烟囱也是，要真传出去会让人笑话的。
杜长海此时正在他的指挥部里和他新委任的参谋长张重密谈。杜长海很久没有这样的谈话对象了，他手下当过兵的人不少，可真正懂战术的职业军人，除了张重就没有第二个人了。今天他俩讨论的题目是杜长海拟定的，叫“城市巷战中步炮配合战术”。杜长海点燃一支香烟，猛吸了一口，若有所思地向天花板吐出了一个大烟圈，烟圈翻卷着徐徐上升，就像核爆炸产生的蘑菇云。他说：“我崇尚拿破仑的名言：一个将领，应该把炮火使用得像自己的手枪一样自如。他的原话记不清了，原意大概是这样。在现代战争中，炮兵被认为是‘战争之神’。你很难想象没有炮火的支援，仅靠轻武器如何能获得胜利。在我们炮兵的眼里，步兵手中的机枪、冲锋枪简直像玩具一样，纯粹是小打小闹。”
张重笑了笑说：“你的观点太偏激了。现代战争需要诸兵种的协同，离了谁也不行，城市巷战中解决战斗主要靠轻武器和手榴弹，大炮可当不了主角。”
“不对。”杜长海反驳道，“一个多层的建筑物，它的所有窗户都可能是对方的火力点，你用轻武器和守军对射是愚蠢的，最干脆的办法是用大炮轰垮建筑物，把守军活埋掉，这是最省时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城市巷战中，炮火的使用无非是两种方式：第一，用小型的直瞄火炮进行有选择的射击，就像我们上次对西区的攻击一样，这种方式固然可以直接命中对方的火力点，但炮手也直接暴露在对方的火力覆盖下，在直射火力下，双方被命中的概率是对等的，况且城市的建筑物太多，地形复杂，有些火力点构筑在你的火力死角上，这种战术弊端太多，推进速度慢，伤亡也大；第二种方式就简单得多，用重炮向一个区域集火射击，落弹面积以平方米计算，火力覆盖后的区域内，有生目标将全部被摧毁……”
张重正在喝水，手一哆嗦，水都洒到胸前了，他打断杜长海的话反驳道：“这里面有个前提，要看这场巷战发生在哪里，如果是在敌方的国土上，你可以不必考虑炮火的破坏力，反正打烂的是敌方的城市，你的目的是歼灭敌国的有生力量，摧毁敌人的抵抗，使用什么手段并不重要。比如‘二战’时的柏林战役，城市几乎被打毁了一半。如果是在自己的国土上，你必须要考虑到炮火对城市的破坏和平民的伤亡。我国城市的特点是人口密度太大，低矮建筑密集，每一颗炮弹都能造成大量无辜平民的伤亡。我军在解放上海时也是考虑到这一点，严禁各部队使用炮火，只用轻武器也照样占领了城市。”
杜长海嘲笑道：“亏你还当过军官。战争就是使用暴力这种极端手段，战争是什么？是流血的政治，战争能不流血吗？战争中平民伤亡从来就是军人的数倍，这是规律，是避免不了的。惧怕伤亡就没有胜利。你刚才提到1949年的上海战役，我也记得，我军在攻击苏州河上的外白渡桥时伤亡惨重，原因是对面的百老汇大厦是个巨大的火力支撑点，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仅靠轻武器就想冲过苏州河，根本不可能。其实，要是个爱惜战士生命的指挥员，不管什么禁令不禁令，用一个榴弹炮团就轰垮了它，能减少多少伤亡？一座楼嘛，打毁了可以重建，打仗不能太小家子气，要有点气魄。军人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胜利，至于手段，只要你能想到的，都可以用。”
张重倏然变色道：“我明白了，你说了半天，无非是一个意思，对西区的进攻，非使用重炮不可？”
杜长海毫不理会张重的脸色说：“当然，我已经决定了，咱们的本钱有限，拼伤亡咱们拼不起，打仗不能硬拼，要打巧仗，火力可以弥补兵源的不足，不过咱们现有的152加榴炮还不够，我现在对130火箭炮团很有兴趣。”
张重用商量的口吻说：“老杜，我看这件事还需要从长计议。第一，听说野战军已进入一级战备，宣布如有抢夺军火的，一律开枪自卫，咱们现在去抢火箭炮，肯定会和军队发生冲突，一旦开火事情可就大了。第二，就算搞到了火箭炮，咱们能真向西区射击吗？你知道，那玩意儿太厉害，一门炮十九颗炮弹，能覆盖多大的面积？要是数十门炮……老天，你不是开玩笑吧？你真下得去手？一次齐射能毁掉半个城市，老杜，你该不是脑子出了毛病……”杜长海沉下脸训斥道：“我看你才脑子出了毛病。毛主席说：对反革命分子绝不能施仁政。老张啊，反革命分子已经武装到牙齿了，他们在杀害我们的战士，不把他们消灭行吗？我看你的是非观念非常模糊，立场也有问题。我要问问你，你对‘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什么态度？你对《解放日报》的那篇社论《‘文攻武卫’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口号》究竟是怎么认识的？”
张重不是个善于辞令的人，在杜长海的一连串逼问下显得理屈词穷。他嘟囔着：“咱是个小老百姓，关心那么多大事干啥？其实……都是老百姓，都无仇无冤的，观点不同吵两句骂两句也就算了，干吗这么你死我活的？动枪不算还要动炮……”
杜长海恨铁不成钢地教训道：“糊涂呀，麻木呀，要是所有的人都像你这么想，那谁来革命？谁去解放全人类？谁去保卫我们的红色江山？当年鲁迅先生对中国人的这种麻木痛心疾首。想不到，直到今天还有你这样麻木的人。老张啊，你真该好好学习学习呀。”
张重不以为然地说：“好好。关于我的学习问题以后再说，关键是现在该怎么办？”
杜长海果断地说：“今晚就行动，多派些人去，我就不信驻军敢向革命左派开枪，那个姓李的军长没这个胆子，全国还没这个先例呢，再说野战军的马政委也是支持咱们的。”
张重叹了口气说：“我没啥好说的啦，咱们各尽各的职责，干吧。”
杜长海笑了：“这就对啦，有意见可以保留，命令还是要坚决执行的。”
田雨近来有些手忙脚乱，家里凭空添了四个孩子，操心的事太多了。自从前两年保姆张妈去世后，家里就再也没请保姆，只有个厨师是按李云龙的职务配的。这个八口之家的家务可不是厨师的职责。李云龙从不在家庭生活上操心，他认为多了四个孩子不过就是吃饭时多摆四副碗筷的事，他喜欢家里热闹，巴不得再多来几个孩子。但是田雨却不能不操心，“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中国所有的学校都停了课，孩子们如脱缰的野马，可是没人管了。都是半大不大的孩子，成天无所事事，最容易出问题，更何况外面炮火连天的战事正猛。赵家兄妹四人由于从小的家庭环境，性格都比较安静。李健已经是中学生了，早过了调皮捣蛋的年龄，唯独李康正是讨人嫌的年龄，三天两头在外面惹是生非。这事赖不着别人，好像和李云龙的遗传基因有点关系，至少田雨是这么认为的。
那天李康和别的孩子不知为什么动手打了架，对方比他大两岁，显然已不属于一个级别了，交手没几下李康就放弃了抵抗。当他捂着被打肿的半边脸回家时，正碰上李云龙出门，李云龙一见便拉下了脸，他不问打架的缘由，只问过程，当得知李康挨了打就放弃了抵抗时，李云龙便勃然大怒：“娘的，什么叫打不过？打不过就不打啦？怎么跟他娘的汪精卫一个论调？真给老子丢脸，我咋养出这么个熊儿子来？”他一怒之下，命令李康在客厅的壁炉前罚站两个小时。临走还留下三个问题供儿子参考：一、为什么屡战屡败？（因为打架吃亏已不止一次了。）二、为什么一见对方比自己大就放弃了抵抗？这是否有欺软怕硬的思想在作怪？三、如何吸取教训？
李云龙走后，李康踌躇了一会儿，还是决定老老实实去罚站。站一会儿倒没什么，可那三个问题使他很伤脑筋，如何回答才是正确答案？他心里实在没底。正想着，他的两个大哥——李健和赵山回家了，他们见老弟在罚站便问了缘由。在哥哥们的指点下，李康很快写出了一份书面检讨：一、因为敌强我弱，所以总打败仗。二、因缺乏我军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致使还未交手便已怯三分，未能以气势夺人。三、今后要知彼知己，不打无把握之仗，应充分创造条件造成局部优势，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不依不饶，打得对方讨饶为止。写罢检讨，两个哥哥找出了三根体操棒，对李康说：“走，找那小子报仇去。”当天晚上，那孩子的家长就找上门来告状了，因为他家孩子的脑袋挨了李康一体操棒，肿了个核桃大小的包。当时李健和赵山在一边看着，只是起了威慑的作用，李康自然变得骁勇异常。李云龙义愤填膺地向那家长声称，一定要好好教训那三个小兔崽子，太不像话了。
田雨在一边冷眼看着没说话，她都知道一旦人家走后李云龙会说些什么。果然，等李云龙把人家客客气气送出大门，一转身便喜形于色道：“喂，这几个小兔崽子，总算长了点儿出息。”
田雨对丈夫这种“护犊子”的行为很不满，她说：“老李，有你这么教育孩子的吗？不问谁对谁错，打赢了就表扬？你这是在培养孩子身上的暴力倾向。这个世界已经充满暴力了，你还要把这些东西带到家里来？”
“哪儿这么严重？孩子打架嘛，打打也好，从小就要培养男孩子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能因为打不过就不打了，这是汪精卫的汉奸论调，打架和打仗一样，气势上不能垮，就算战死也比当亡国奴强。”
“老李，你怎么胡搅蛮缠呢？这和亡国奴有什么关系？这是两回事嘛。”
“就是一回事。”
“你不要偷换概念好不好？”
“我没偷什么概念，是我李云龙的儿子就不能当熊包软蛋，打架和打仗一样。”
“真不讲理，和你简直没法谈……”
“那就别谈了……”
没过几天，又是李康惹了祸。他与赵水和赵长捉住了一只野猫。来自北京的赵水、赵长发现一个问题，和北方的猫相比，南方的猫长得很不招人待见，小脑袋、长身子、短毛，很有点儿贼眉鼠眼，不像个正派猫。李康建议要惩罚一下这个小脑袋、长身子的东西，三个孩子便兴致勃勃地设计了一场恶作剧。他们把一块浸了汽油的棉花绑在猫尾巴上点燃，受了惊的猫从院子里蹿进了客厅，在家具间上蹿下跳，把窗帘都点燃了，幸亏田雨当时在家，她用水浇灭了火，不然非酿成火灾不可。
田雨近来心情极为压抑，“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她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她毕竟是个有思想并善于思索的女人。她目睹了运动初期愈演愈烈的抄家，残酷的批斗，对人精神和肉体令人发指的摧残，受难者血淋淋的尸体，同一种族间的自相残杀，以革命的名义制造的流血和死亡。此时的田雨已非彼时的田雨，多年来，她不停地在历史与现实中徘徊，在书本中探寻历史的残梦和悠远苍茫的文化感悟，在感悟人生方面她已渐渐超越了时代。历史真是面镜子，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她看清楚了，1957年那场使大批知识分子沦为贱民的“反右”运动，不过是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预演罢了，此时，这个民族真是大祸临头了，这个丧失理性的社会，似乎已抛弃了以往美好的传统。道德、爱心、良知和尊严都已不复存在，人类最为卑劣邪恶的品质则体现无遗，道德大面积地滑坡，这个可爱而又麻木健忘的民族，正坐在一列灯火辉煌、歌舞升平的列车上，毫无察觉地被已出轨的车轮急速地带向深渊。她自己也坐在这列火车上，是这样痛苦和无奈，她的父母曾为阻止列车的毁灭而努力过，他们已被车轮碾得粉身碎骨，此时的田雨能做什么呢？
孩子们的恶作剧把田雨气得几乎发了疯，使她愤怒的倒不是因为险些酿成火灾，而是孩子们虐待小动物的那种残忍的心理。她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使这些纯洁的孩子变得这样毫无爱心？是谁教他们的？这种以虐待小动物为乐事的性格一旦形成，将来的社会无疑是可怕的。田雨被气得浑身哆嗦，她抄起鸡毛掸子在三个孩子的屁股上狠狠地抽了几下。李康是李云龙一手调教出来的，对挨揍已习惯了，他揉揉屁股便逃出了客厅。赵长上次玩儿枪已经挨过李云龙的皮带了，他同时也记住了李家的家规：从来就没什么“说服教育”，犯了错误就得挨揍。他咧了咧嘴，总算忍住了没哭。
而赵水是个女孩子，从没挨过打，连李云龙上次都对她网开一面，只作罚站处理。她没想到平时和蔼可亲、温文尔雅的田雨妈妈今天竟成了这副凶样子，打人打得这么狠。赵水的心里委屈极了，很自然地就想起自己的母亲，母亲从来没有动手打过她，即使她有了过失，母亲也是和颜悦色地给她讲道理，使她主动认错。母亲的脸上永远带着微笑，她经常搂着女儿亲吻着，给她轻轻地唱一支歌催她入睡，那种温馨的母爱如春风拂面使她难以忘怀，至今想起，仍依稀有如天国中传来的歌声。赵水的眼泪一下子流出来，她无声地哭了。
田雨余怒未消地问道：“赵水，你犯了错还有理了？哭什么？”
赵水哭成了泪人，她抽泣着说：“我想我妈妈……”田雨像是被闪电突然击到似的身子僵直地怔住了，她的思维一下子中断了，停止了……冯楠的面容在她眼前倏然闪过，她的心脏就像猛地挨了一刀，汩汩地流淌出鲜血，她在刹那间就垮了下来，泪如泉涌地抱住赵水泣不成声道：“赵水、赵水，原谅妈妈、原谅妈妈……妈妈不该打你，妈妈一时昏了头，妈妈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对不起……妈妈保证不再打你了……我的女儿，你能原谅妈妈吗……”
仿佛有人突然打开了一道感情的闸门，压抑许久的情感如洪水般地奔涌而出，她的痛苦、她的委屈、她的悲凉、她的愧疚……刹那间都从心灵的渊底迸发出来，与现实的惨痛骤然相撞。她痛哭着向冥冥之中的冯楠忏悔着：“原谅我，冯楠，我不是故意的，我把她当成自己的女儿……实在是一时糊涂啊！冯楠啊，我后悔啊，我后悔死了……我当初为什么要让你和赵刚见面啊，是我害死了你啊，我将来还有什么脸再去见你们……冯楠啊，咱们这个国家已经没有天理了……连你们这么优秀的一对儿……都活不下去了……你告诉我啊，冯楠，这是为什么……”田雨紧紧地抱着赵水，一刻也不敢松开。这是冯楠的骨肉，是她生命的延续，冯楠和赵刚的鲜血还在这个女孩的血管里流动，只要他们的女儿在，他们的灵魂就不会远去，他们一定在云端默默地注视着田雨呢。田雨感到一阵欣慰，像拥抱着好朋友的灵魂，她说什么也不敢松手，生怕一松手，赵刚和冯楠的灵魂就会突然逝去。
杜长海喜欢驾驶汽车，在炮兵团时，他经常亲自开着火炮牵引车，练出一手熟练的驾驶技术。转业以后，就没了开车的条件，一个小小的处长是不会配备汽车的。他每天上下班只得蹬着一辆破自行车，心里憋屈得要命。“文化大革命”的兴起，打碎了一切旧的等级观念，杜长海透过混乱的社会现象，发现一丝曚曚昽昽的曙光，自从坐上了“红革联”第一把交椅，他终于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专车、秘书和警卫都有了。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像他这种没有背景又缺乏过人特长的人，在处级的位子上累死也不可能得到这么多实际利益。他不喜欢轿车，只对吉普车有着浓厚的兴趣，他认为这种车型最适合军人，尽管他早已退出现役，成了老百姓，但他在心里永远把自己当个军人。当时尽管北京产212吉普车已经问世，但产量少得可怜，连毛泽东检阅百万红卫兵时，乘坐的车也不过就是212吉普。杜长海之流就别想轻易见到了。他退而求其次，给自己配备了一辆苏联20世纪50年代出产的“嘎斯69”吉普车，这种车的越野性能使他很满意。他每次出行的程序是这样安排的：自己亲自驾驶吉普车，副座坐着秘书，后排是两个抱着56式冲锋枪的贴身警卫，吉普车后面跟着一辆“解放”卡车，上面坐着他全副武装的警卫班。他这种排场是显得张扬了些，也曾遭到一些人的非议，但杜长海一言蔽之：这是工人的力量。
那天晚上发生的事使杜长海的警卫员们在20年后还心有余悸。他的一个贴身警卫是他的小舅子，他小舅子认为那天晚上姐夫真是撞见鬼了，因为当时几百个全副武装的武斗队员已上车就绪，目标是离市区几十公里的驻军火箭炮团。等了一会儿，杜长海才姗姗来迟，那天晚上他显得很兴奋，他像大人物似的向等候在卡车上的几百名部下挥挥手，一反常态地要求大家唱个语录歌提提士气。要知道他是个没半点音乐细胞的人，哪怕是唱上一句也要跑调，所以他很自觉地把这个弱点隐藏起来，从来不提唱歌的事。这样说来，那天晚上杜长海就显得不太正常了，他竟然给大家起了个头：“下定决心，不怕牺牲，预备——唱！”大家都哄笑起来，因为他严重跑调。杜长海没有发怒，而是宽容地说：“别笑，别笑，大家都严肃点儿。今天咱们去执行一项光荣的任务，士气是很重要的。接着唱，接着唱。”杜长海在乱哄哄的语录歌声中拉开吉普车的车门，小舅子殷勤地给他关上门，杜长海隔着车窗对小舅子嘱咐道：“告诉你姐，我今晚不回家了。”小舅子见他扭动钥匙发动车子，就在他扭动钥匙的这一刹那，“轰！”一声巨响，杜长海垂直向上从吉普车的帆布顶棚中穿过飞起七八米高。当然，也有的目击者坚持说绝不止七八米高，至少飞起十几米高，并为此事抬了20年的杠。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认为这起爆炸案是阶级敌人干的，其最大嫌疑自然是“井冈山兵团”。逻辑是现成的，反革命分子把革命组织的杰出领导人一直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当然是要置于死地而后快。但问题不在这里，令人惊讶的是，与杜长海近在咫尺的小舅子却连根汗毛也没伤着。看来爆炸力不是向四周扩散的，而是集中向上爆发的，犹如一枚火箭弹击中了杜长海的屁股，把他抛向半空，连吉普车都没受到什么损坏，换个座位，补补顶棚就行了。
事后，杜长海的小舅子擦着冷汗说：“当时“轰”的一声响，我姐夫就飞出去啦，他人还在半空里，我就明白啦，唉……”杜长海的死亡使“红革联”冲击火箭炮团的计划彻底流产了。“红革联”一派群龙无首，人心惶惶。杜长海的几个副手为争夺这个空出的权力交椅闹得不可开交，几乎反目。“红革联”的广播站向整个城市沉痛宣告：反革命组织“井冈山兵团”杀害杜长海烈士罪责难逃，他们欠下的血债，一定要用血来偿还。‘红革联’广大战士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庄严宣誓：“我们一定要继承烈士的遗志，誓死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反革命分子血战到底，不获全胜绝不收兵。”随后，庄严沉痛的哀乐缓缓地飘向城市的各个角落。
“井冈山兵团”的广播站自然不能闲着，他们特地将巨型喇叭增加到十个，广播员慷慨激昂的声音变成巨大的声波传向整个城市：“革命的战友们、同志们，阶级敌人的造谣诽谤丝毫无损‘井冈山兵团’的光辉形象，反动组织的头头杜长海之死，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反革命分子杜长海死有余辜，遗臭万年，终于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作为对哀乐的回敬，这边也放起了为毛泽东诗词谱写的歌曲：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在政委马天生的办公室里，马天生叫来工兵营营长，他把杜长海死亡的现场报告递给了工兵营长说：“这种爆破技术很专业呀，你行吗？”
工兵营长看了报告后啧啧赞道：“是很专业，这是一种定向爆破，目的性很明确，不想伤及周围的人。我想这个爆炸装置有可能是这样安置的，把炸药装进一个坚固的金属容器里，容器除上面开口，其他处是封闭的，引爆是用电雷管，雷管导线和汽车的点火钥匙处连接，扭动钥匙，汽车电瓶的电流引爆电雷管，爆炸力只能从金属容器的开口处喷发，事后趁乱把容器拿走就行了。这种定向爆破的难度在于装药量的计算，容器的壁厚和装药量有一定的比例，装药多了，会连容器一起炸碎，少了不起作用，要计算得很精确。这是谁干的？够他妈的专业的。”工兵营长赞不绝口。
工兵营长走后，马天生点燃一支香烟，在烟雾缭绕中陷入沉思，谁干的？“井冈山兵团”似乎没这个本事，干掉一个小人物总要有点儿目的吧？此事的背后似乎迷雾重重……
在李云龙的办公室里，化名张重的特种分队军官梁军正坐在沙发上抽着李云龙的“中华”烟，而李云龙正背着手站在窗前望着远方沉思，半晌，他才问道：“为什么这样干？”
梁军站起来回答：“我做了工作，该说的都说了，杜长海已进入疯狂状态，上甘岭的炮战他还没过足瘾，这次武斗是完成他梦想的一个机会，他绝不会放弃这个机会。我没有别的办法能制止他，只好出此下策了。1号，昨晚我一宿没睡着，心里挺不是滋味，他不是坏人，只不过是鬼迷了心窍，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朝鲜战场上的英雄。1号，您知道，我是个军人，不是特工人员，头一次干这活儿，心里总有点儿……负罪感，但形势已不容我考虑：第一，那天晚上他纠集了四百多武斗队员，冲击目标是火箭炮团，而火箭炮团已接到军里的命令，一旦遭到攻击，立即开枪自卫。那天晚上，如果我不进行阻拦，势必要造成大规模流血冲突，其结果对您会非常不利，因为军队和群众组织的大规模流血冲突，目前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先例。第二，退一步讲，如果杜长海用老人和妇女打头阵，我军肯定下不了手开枪，其结果必然是火箭炮被抢，这些炮到了杜长海这个疯子手里麻烦可就大啦。我敢肯定，他马上会对西区来个集火射击，那种炮弹爆炸能产生三千多摄氏度高温，能霎时把坦克的装甲化成铁水。就凭这一点他就该死。这个人在政治上是个糊涂蛋，如果他真把西区炸成平地，恐怕连中央‘文革’小组也保不住他，大祸一旦惹出，谁会为他承担责任？早晚他得当替死鬼。将来枪毙他十次，也抵偿不了这么多人命，与其这样，不如趁他没来得及惹事之前干掉他，这才能避免灾难。1号，我梁军一人做事一人当，将来有人追查，我顶着就是。”
李云龙说：“你少充好汉，即使将来有事，也轮不到你来顶。你干得对，这个愚蠢的家伙，他净想圆他的梦了，却不惜毁掉城市，不惜伤及无辜，这算什么军人？只能算屠夫。我怎么也搞不明白，咱们的军队怎么培养出这么个蠢货来？居然还当过副团长！就算他闲得难受，想表现一下军人的勇气，办法很多嘛，把对手找来，一对一地干上一场，哪怕打输了也算条汉子。可这个浑蛋却要用炮来表现自己，82炮玩着还不过瘾，还想玩玩火箭炮。要让他玩痛快了，老百姓可就遭殃了。娘的，他在玷污军人的称号，损害军人的荣誉，这个人对社会的危害太大了，不干掉他天理难容。”
梁军接着汇报：“昨天我和段鹏、林汉汇总了一下情报，觉得形势不容乐观。‘红革联’的头头虽然死了，但它的组织系统还在，它的成员都很激进，杜长海的死只是暂时解除了炮火对城市的威胁，但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武斗的问题。据我们的情报，‘红革联’已选出了新的指挥班子，很有点同仇敌忾的意思。至于‘井冈山兵团’已连开了几次作战会议，目的只有一个，要继续作战，用武力扫平‘红革联’。前些日子企图冲击军事禁区，被段鹏他们打了个小伏击，那个邹明似乎老实了几天。但危险并没有消除，这个组织的人数很多，大部分是产业工人，处于第一线的武斗队员中复员军人所占的比例很大，尤其是在前一段的武斗中，伤亡了几百号人，目前在这个组织内部，从上到下都蔓延着一股急于复仇的强烈情绪。这种团体的复仇情绪，不是个人能制止的。邹明如果不想继续打下去，马上会触犯众怒，会被立刻改选掉，新的头头也许会更疯狂。1号，我们一致认为，以目前全国的政治形势和本市武斗规模的升级看，仅靠我们特种分队小规模行动是制止不了武斗的。现在唯一可行的是宣布对本市实行军管，出动部队对双方实施强行缴械，对敢于反抗的坚决镇压。这恐怕是唯一有效的方法。现在有几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搞清：第一，武斗在全国蔓延，中央的最高决策层不是不清楚，但却没有任何指示要制止武斗。那么我们需要搞清楚，最高决策层的本意是什么？是希望武斗愈演愈烈呢？还是希望能迅速平息？如果是前者，那么我们所作的全部努力都是在和中央‘文革’小组唱对台戏，是对抗‘文化大革命’，如果是后者，那么江青同志关于‘文攻武卫’的讲话和《解放日报》的社论又作何解释？这岂不是火上浇油吗？第二，关于军队支左的问题，这条指示太笼统、太模糊，谁是左派？标准是什么？支左支到什么程度？是光喊喊口号呢，还是提供武器弹药，或者干脆出动部队参战？第三，如果前两点都得不到来自最高决策层的准确答案，那么我们将面临着两种选择，无论你走哪条路都要承担极大风险，甚至，我怀疑这是种圈套。我们可以这样推理，如果您对武斗采取视若无睹、听之任之的办法，眼看着城市被打毁，成千上万无辜平民的伤亡，甚至造成我军前沿防御体系的瓦解，敌军的乘机登陆，这些严重后果，身为本地区野战军的1号首长，您无论如何摆脱不了干系。因为任何一场灾难，事后总要找出个替罪羊，既然中央‘文革’小组不能承担责任，那么只好由您来承担责任了。反过来讲，如果您出动部队制止武斗势必要造成大规模流血事件，因为造反派手里拿的不是烧火棍，流血事件一旦发生，咱们野战军就成了镇压革命左派、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是以武力对抗中央战略部署的罪人，身为1号首长您仍然摆脱不了干系。总之，我们现在面临的不是军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照理说这些问题应该由中央‘文革’小组去考虑，但如果中央‘文革’小组不认账，那问题就大了。以上这些请军长考虑。”
这时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李云龙拿起电话：“哦，是马政委呀，有事吗？什么？杜长海死了？这是怎么搞的？这小子不是挺能的吗？上次到这里来排场可不小，硬是带了一个警卫班呢。哟，这我可估计不出来，这人可能仇人不少，惦记他的人太多了。好，好，你去时也替我表示一下哀悼。是呀，这真是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我很难过……很难过。好，好，就这样。”李云龙带着一脸狡猾的笑容挂上电话。梁军也苦笑起来。
李云龙收敛笑容，正襟危坐道：“好啊，你们分队还有个参谋班子？分析得不错，有脑子。这些问题太复杂，没有什么人能回答你，恐怕连中央‘文革’小组也搞不清楚。不过，我还得谢谢你们，到底是特种兵，不光身手好，脑子也灵，考虑问题就是不一样。从今天起，特种分队撤回驻地，恢复正常训练，没有我的命令，天塌下来也不准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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