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一章 上下左右(下)
五个秀才间的辩难本是相互印证,以求有所进益,这也是士子们在一起常做的一样事情。一个人闷头读书,难免会有缺失之处,这般相互发问,便能有查缺补漏的功效。然而当话题谈及孟子时,五个人就分成了两拨,直接对立起来。
这一起“嘴仗”发端于赵澍坪和吕成亮之间。
赵澍坪道:“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可见圣人对其是赞许的。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责其有及人之近利,无经国之远猷,这已偏离了孔夫子的本意。须知子产所做之事虽小,却是有惠于百姓的实事,岂可以施恩讨好视之?若非如此,又如何能让百姓信服?”
吕成亮道:“承泽此言差矣。孟子之语,是责子产本末倒置,而非恩惠示人。子产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二河之名),这只是末节。如果在河上修桥,那么百姓还会有渡河的难题吗?也就无须再用他自己的车驾了。”
赵澍坪道:“子明焉知济人于溱洧不是解人燃眉之急?难道对此视而不见,只去派人修桥,让百姓过上数月再渡河就是对的?你又怎知子产未成其徒杠(行人小桥)舆梁(行车大桥)?”
吕成亮道:“书中未载,承泽又怎知子产修了桥?”
赵澍坪道:“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书中未载,难道就未做过么?”
吕成亮笑道:“承泽既然非孟子之说,又何以引孟子之语?”
赵澍坪也笑道:“可见孟子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
“子产惠人”出自《论语•宪问》,“惠而不知为政”出自《孟子•离娄下》,“尽信书不如无书”出自《孟子•尽心下》。
《论语章句》杨铮只学了一小半,不过《论语》的正文却已大略通读过一遍,脑子中还有些印象。《孟子章句》虽还未学到,但也并非全然不知,至少最著名的几个篇章、典故还是记得的。加上吕、赵二人又分说地比较清楚,因而杨铮理解起来并不困难。
苏轼曾作过一篇《论语说》,对后世影响极大。朱熹为《论语》作集注,就有许多条目引征自《论语说》。苏轼本身又是文坛偶像,到此际虽已故去近五百年,但在文人当中仍有数不尽的粉丝,其“辩孟”的观点自然会有许多拥趸。
赵澍坪的辩孟之语,便大抵承袭自苏轼。
不过杨铮又听了片刻,随着两个秀才将话题铺陈开来,就知道他们的分歧并非是对经义的理解,而是源自处事的不同态度。
简单地说,赵澍坪认为孟子的言论太过“务虚”,虽然道理非常高大上,但对于具体事物而言,却没有多大实际用处。而吕成亮则认为,对于孟子的言论要认清根本、抓住核心,绝不能断章取义,曲解孟子的本意。
赵澍坪在衙门中历事,比较看重实际,执此态度并不奇怪。而吕成亮因曾游学于江南,受了泰州学派的影响,思想上比较“前卫”,有那么一点民权解放意识,力挺孟子也在情理之中。
其实这二人倒没什么原则性冲突。赵澍坪并非否定孟子,只是认为凡事应从小处着手,更看重实用性,这与苏轼的观点也是一脉相承。苏轼任地方官时,做了许多实事,实际上他对于孟子的民本思想是非常推崇的。
吕成亮于“务实”方面虽不如赵澍坪,书却读得颇为扎实,加上在外游学期间,于“辩孟”方面长了许多见识,应对起来很是自如,赵澍坪不免渐渐落了下风。
李宗书、马世杰二人见状,便开始给赵澍坪帮腔。吕成亮一对三就有些吃亏了,幸有胡忻相助,这才扳回了局面。
杨铮在旁听着,不禁想起《论语•公冶长》中的一篇内容:“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孔子对子产的评价可谓极高,这君子之道,便是孔子所倡的为政之道。孟子说子产“惠而不知为政”,其论调与孔子相左,被人批驳自是难免。
说起来孟子可谓藐视权威的典范,与孔子的某些论调相左只是其一,其民贵君轻之说,当其时便让许多诸侯不喜。
本朝太祖更是深恨之,曾道:“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乎!”《孟子》一书也因此遭到删减,内容少了许多。原本朱熹所作《四书章句》有二十六卷,至本朝通行的却只有一十九卷,便是因此之故。
那五人又论了一会,大概是酒喝得有些多,辩难就成了抬杠。
李宗书道:“我前阵子看了本书,上面有首诗是这样写的:‘乞丐何曾有二妻,邻家焉得许多鸡。当时尚有周天子,何必纷纷说魏齐。’”
杨铮心道:“这诗听着好耳熟啊!”
吕成亮道:“这是宋人所作《道山清话》上的吧?不过笑谈而已,如何可以当真!”
李宗书笑道:“子明说是笑谈,难道这些不是孟子所论所为?”
吕成亮道:“齐人二妻,是讽人之伪势。常有人自称识得某官,狐假虎威,其实根本毫无瓜葛,此类行径诸位都不鲜见吧?攘鸡是借喻苛捐杂税,既知是错的,便当立即改正,不可借故拖延。这首诗不过断章取义,难道不是笑谈?”
胡忻道:“不错!周天子分封诸侯,彼时君臣之分又岂可与此时等同。若以此分,春秋诸多先贤,怕是大半都当不得了。”
马世杰道:“这书我也看了,上还有一首诗:‘完廪捐阶未可知,孟柯深信亦还痴。岳翁方且为天子,女婿如何弟杀之。’慕之亦信其真否?”
胡忻笑道:“成绩兄此言大谬,孟子所痴者仁也,至于舜、象故事的真伪,又有何关系呢?若只问事而不求义,岂非买椟还珠,舍本逐末?”
杨铮听那几人争论,不禁笑了起来。
孟子作为儒家先贤,到了前朝蒙元时更是被尊为亚圣,然而却一直颇受争议。这固然是因为他的许多思想不利于皇权稳固,使统治者不喜。另外他所编的故事破绽太大,经不起推敲,缺少说服力也是原因之一。
借助某个故事或某个现象来说明一个道理,本是为了便于听者理解。但若举例不恰当,却会适得其反。逻辑性比较差大概是华夏古代文人的一个通病,很少有人能作出一篇逻辑严密的论述。
之所以会如此,大概是因为这些先贤们心中先存了一个道理,然后再编故事去论证,而不是通过事实去推导出道理,由果强索其因,不免本末倒置似是而非。
比孟子稍晚些的荀子,在其名篇《劝学》中写道:“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只为证明学习要专心,道理没有错,可蚓和蟹的习性与学习专心之间有一文钱的关系么?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
当然,杨铮并不觉得自己就比孟子、荀子、苏轼这些人聪明。古人受限于所处的时代,其思想,学识有局限性,作出错误或不严谨的论述并不能说明什么。他们能在千百年后仍享有盛名者,哪一个不是才智超群之辈。
只不过单看那些故事,确实很有些娱乐性。
五个秀才越说越热烈。这般抬杠是很难说服对方的,因而道理已经不大管用了,倒有些像是打群架,人多未必就能赢,可至少能壮声势。
吕成亮眼见己方人少吃亏,见杨铮在那含笑旁听,便道:“小友缘何笑而不语,不妨也说说。”
赵澍坪道:“小友笑而不语,自然是不认同你啊,这还用问么?”
吕成亮道:“焉知不是笑你之言,你怎地就敢下此定论。”
马世杰道:“小友制‘杨古井’造福乡里,这便是惠人之举啊!”
李宗书道:“正是,此及人之近利也,子明、慕之可是不以为然么?”
胡忻道:“非也,非也!小友若是帮人担水浇田,才是孟子所云‘济人溱洧’之近利,制‘杨古井’正是如同修桥一般,此节万万不可混淆。”
几人说了半天,话又回到了原处,且不问杨铮所想,各自为他作答,实让杨铮有些哭笑不得。他不禁想,倘若孔老夫子一直活着,看到朱熹所作的章句集注,多半也会有这种想法吧?
吕成亮道:“莫吵莫吵,让小友自己来说。”
如果是辩难,杨铮自是插不上什么话的。他虽有一肚子的道理,可首先要弄明白人家在说什么,而且还要按他们方式引经据典进行回击,那真是想怼都无从怼起。不过这会大家都谈得比较随意,随便说说掺和一下倒是无妨,也省得总让旁人代言。
另外秀才们能够接纳他,一是有吕成亮的逐步引见;二是有知州的关照,算是个“预科秀才”。但要想获得认同,真正融入这个圈子,做些自我展示,相互交流一番加深印象也是很有必要的。
他稍一沉吟,说道:“小弟觉得,近利和远猷并不相悖。子产以乘舆济人,未始不能成其徒杠舆梁。着眼当前与考虑长远,本就可以并行之。书中虽未载子产修桥之事,但子产主郑国之政时,也做了许多对后世影响颇大之事,可见也是个有远虑之人,岂会想不到修了桥方可一劳永逸。”
赵澍坪笑道:“正是,小友之言深合吾意。”
杨铮笑了笑,又道:“不过孟子说子产‘惠而不知为政’,应是对其弟子所言。而且孟子并未说‘惠’就是错的,只是告诫不可止于乘舆济人,相较而言,成其徒杠舆梁更为重要,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二者或有主次之分,却无关乎对错。”
胡忻道:“可不是么,承泽兄断章取义,实不足取。”
吕成亮打断道:“等一下,铮小友,你这是要做那墙头之草,两边倒吗?”
杨铮笑道:“岂敢,只是就事论事而已。就拿‘杨古井’来说吧,我之初衷是帮助家人,进而惠及同乡,这确是及人之近利,以小弟我的能耐,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不过我和古掌柜已经将此物制法交与知州报知朝廷,若明年能在与我秦州相似之地推而广之,其功效当能抵得上修桥便民之利。可见二者并不矛盾。当然,无论近利还是远猷,都是于官绅而言,和小弟我可不沾边。”
将“杨古井”的制法献出,起初是因铁铺匠人外逃的应对之法,那时还有保密的必要。到这会已经快两个月了,朝廷早就收到了,自然也不用再藏着掖着了。虽然这算是被动之举,并非杨铮说得那么高大上,不过也只是早行了一步而已。从一开始,他也没想将这东西捏在自己手里大肆牟利,因而略去缘由也就没什么心理负担。
五个秀才一听,不由对杨铮多了点敬佩之意。寻常人敝帚尚且自珍,将好东西献出去,那可真没多少人能做到,要不然让士绅们退地怎么那么难呢。
马世杰与李宗书二人同杨铮并不熟,只是见吕成亮那三人对这个小童生以友视之,方未有轻视之心。不过之前五人论了半天,杨铮都是旁听不语,他们也就未太当回事。这时听了杨铮一席话,倒是颇有些自己的见解,这便有了探究考校之心。
马世杰道:“小友对‘性如阴阳,善如万物’作何解?”
“性如阴阳,善如万物。”这句话出自苏轼所作的《论语说》,后面还有一句是“万物无非阴阳者,而以万物为阴阳则不可。”这是针对孟子性善论而发,可算是苏轼辩孟的重中之重。
苏大学士的逻辑性比先贤孟子要强了许多,其实他的“辩孟”不是“非孟”,而是对孟子思想的一种完善和补充。
方才五个秀才已经在这个话题上谈了许多,杨铮听了半天,自也有他的想法。将事物一分为二,非阴既阳,这种别类之法向来是他所不赞同的。
他想了一下,说道:“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唯上知(智)与下愚不移。’我觉得夫子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三字经》开头几句:“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其实孔子并未论人性之善恶,后面两句才是《论语》中的孔子观点。
李宗书抚掌道:“正是,正是!”
吕成亮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诸位莫非也不以为然?”
马世杰道:“孟子还说过:‘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子明当知人与非人之别。”
赵澍坪道:“然也,北虏、倭寇这等‘非人’之人也在其列乎?”
孟子所谓的“人皆有之”,其实也是有先决条件的,那就是必须是“人”。这其实是以善恶为标准,将人分为了“人”和“非人”两类。所以要是抠字眼的话,可以说孟子的阐述比较狡猾,也可以说自相矛盾。
五个秀才又在这个问题上争论起来,可已没有多少新鲜说辞了。
杨铮听了片刻,说道:“何为人?”
秀才们听了不禁愣了一下,这个问题好生简单,可是却又不是太好回答。
杨铮道:“我们是人。”
吕成亮瞪眼睛道:“小友这话好生噎人。我们是人,这又何须你说?”
杨铮笑了笑,说道:“我们是人,倭寇是人,北虏也是人。天下万邦,如我们这样,会思考,会说话,会穿衣,会用工具的,都是人。”
吕成亮点头道:“这还有些道理。”其余几人也都点了点头。
杨铮道:“人可以群分之。士农工商是一种分法,陕西人四川人又是一种分法,成丁不成丁也是一种分法。同样的,也可分为汉人、倭人、蒙人等等。”
胡忻道:“小友之意,‘人’与‘非人’也是一种分法?”
杨铮道:“正是此意。”说着蘸了些醪糟在桌上画了两个相交的椭圆,中间相交部分面积占了绝大部分。心想,现今还没有文氏图的叫法吧,以后是不是得要叫杨氏图了?
画完之后说道:“好比天下所有的人,都处在这两个圈的范围之内。左边这一小块,便是‘人皆有之’的良善之人,右边这一小块,既是‘非人’。中间这一大块,则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人。”
众秀才瞪大眼睛看着桌上的图形,顿觉难以接受。在这个图示中,良善之人所占的比例也实在太少了,这显然不符合“性本善”的论调。而苏轼的“万物无非阴阳者”在这个图形中也得不到体现,中间“不阴不阳”的区域反倒是最大的。
吕成亮道:“小友这个图样,吕某实难苟同。”
赵澍坪道:“善恶之间水火不容,你这不善不恶又是什么道理?”
其余几人也纷纷表示,不赞同杨铮画的这个图样。
杨铮笑了笑,说道:“那就换一种分法。左边为‘上知’,右边为‘下愚’,中间这一大块便是介于智愚之间的普通人,几位兄台以为妥当否?”
李宗书点头道:“这倒说得通。”
杨铮道:“我大明子民多为良善,但相公们可曾想过,这是为什么?”
李宗书抢道:“当然是教化之功。性相近,习相远,人非生而知之,若无教化,又岂能知是非良善。”
杨铮道:“我亦持崇儒兄此念。我华夏与四夷之分,便在于此。自羲皇一画开天,肇启华夏,便有了教化传承。至圣人出,为万世师表,至今传承不息。受教化者,不单单是读书人,亦包括每一个华夏子民。小弟父母皆是农人,并不识字,然而他们也知忠孝节义,也知礼义廉耻。”
(PS:伏羲一画开天为华夏最早的创世神话,载于先秦时的楚帛书中。盘古开天的神话最早见于三国时吴国人徐整的《三五历经》中。秦州为羲皇故里,当地人自然更认同前者。虽为传说,但杨铮以此论开端,说服力更强。)
秀才们都点了点头,表示认同杨铮的话。
杨铮又道:“然而良善之辈,未必就会始终如一,圣人、君子总是极少数。还有许多犯下国法族规的罪人,也未必在此之前就是恶人。就是读了圣贤书考中进士者,在官位上触犯朝廷律令的恐怕也不少吧。难道他们就不知道是非善恶么?‘人’与‘非人’,或许就在一念之间。”
胡忻叹道:“是啊,君子慎独,若不能时时自修自省,免不了便要行错、踏错。”
杨铮道:“上月古记铁铺被人诬告,祝同知开堂审案,几位兄台都是在场的。究此事之因,是有人起了贪念,许多‘非人’的恶行,便是因此而起。小民不读圣贤书,自是要仰仗知书之人教化,同时也要有律法威慑,使之知善恶的同时也心怀敬畏。”
听了杨铮这一番话,秀才们再去看桌上已经变得极淡的图样,就觉得“人”与“非人”之分,还真是如此。这不仅是因为杨铮的话入情入理,更是因为他的立论合圣人之道。不管孟子还是苏轼,其权威性自然是不能和孔子相比的。
马世杰道:“小友高论,当真让人耳目一新!”李宗书道:“李某佩服。”
吕成亮忽然笑道:“方才我说你是墙头之草,你便扯了这么一通,是想说我等俱是墙头草么?”
杨铮笑道:“岂敢岂敢。草立墙头,左右摇摆皆因风势,并不由己。读书人养浩然正气,为人处事当凭本心。”
胡忻道:“小友说得好。正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如此方为大丈夫!”
赵澍坪等人也都称善。他们虽然不赞同孟子的一些观点,但对其道德理论却不能不服气。
众人吃喝谈论了半天,这会太阳垂下山头,院中冷了起来。吕成亮让人将杯盏碗筷收了,在堂屋中重新摆开。他也购置了铁炉子,堂屋里便支着一个,打开风门通了火,再加些石炭进去,众人坐在炉边很快就感觉到了暖意。
冬天生炉子的好处显而易见,但对于从来没烧过煤的秦州人来说,并非一下子就能接受。吕成亮、赵澍坪、胡忻三人因与杨铮比较熟,对他弄出来的东西比较信服,这才到古记铁铺各订了几个。此时李宗书和马世杰见确是利于取暖,便也动了购买的念头。
因石炭运距较远、售价较高,能烧得起的只是少数人家,铁炉的销售也就不必去花什么心思。知州那里送过了,生员当中也有人买了,这种宣传力度就足够了。用不了多久,不差钱的人家该买的自会去买。
如果到了明年,能够制出实用的四轮马车,使运输成本大大降低,让普通百姓也烧得起煤,再去运营这门生意才算有些意思。
又过了些时候,天色将晚,吕家家仆来报有人接杨铮回家,杨铮便向秀才们告辞。
吕成亮道:“大家谈兴正酣,你何必这么早回去呢?”
赵澍坪道:“是啊,咱们秉烛夜谈,岂非美事?”
胡忻道:“你家又不远,再迟一些也不妨吧?”
杨铮道:“承蒙相公们不弃叨陪末座,已是受益良多。铮读书时日尚浅,几位兄台所言的许多典故经义都还不懂,只有回去好好读书,下次才好继续叨扰。”
李宗书道:“小友何必过谦,你或许书没我们读得多,识见却大大不凡。”
吕成亮笑道:“既是要用功读书,那就不耽误你了。只是你又拿邸抄去看,就不怕分心么?”
杨铮道:“正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家天下事事事关心。’小弟可不愿做死读书之人。”
胡忻赞道:“此联甚好!”
马世杰道:“闻小友此联,当浮一大白!”
吕成亮道:“确是好联,来来来,共饮一杯你再走!”
杨铮听到秀才们赞许,却不禁暗叫一声糟糕。一时大意,竟然忘了这会还没有东林书院呢,想来这副对联即便已经有了,也不会流传太广。这事还不好解释,否则会更说不清楚。幸好这一联立意虽高,用词却浅显易懂,尚不算突兀。
当下装作无事人一般,与秀才们干了一杯,拿了两份邸抄告辞而出。五个秀才将他送至小门院外,相互拱手作别。这等礼遇自是未将他当成小童生,而是可平等交往的朋友。
月盈与栓子、黑娃三人候在外面,见杨铮出来,上前相跟着往杨家坪行去。
月盈道:“娘见天都暗了二哥还未回,便让我们来寻你。”
杨铮道:“时候不早了,是该回去读书了。”
四人走在路上,说了些熔铜及油印之事。快到村子时,这一段路折而向北,仰头便可见那颗大如灯盏明亮异常的新星。北极星在其下方,其光芒相较之下也是黯然失色,再向下差不多远的位置,在山头之上,北斗七星只露出一半。
前几天月盈等人都听杨铮说过,这只是正常天象,没什么大不了的。可眼见着那星越来越亮,都不禁有些惊惧。
杨铮见大家突然都不说话了,忍不住摇了摇头。不多时四人进了村子,各自回了家。
杨铮与秀才们边吃边聊,这会食也消得差不多了,回到屋中便点起蜡烛读书。
他拿起《宪问》那卷,翻到“子产惠人”一章,见其后朱熹注曰:“子产之政,不专于宽,然其心则一以爱人为主。故孔子以为惠人,盖举其重而言也。”心想,这算不算是耍滑头啊?随即将这卷书放在一旁,将正读的那一卷取了出来。
月盈给杨铮倒了杯水放在桌上,说道:“二哥,你说那颗天星,过阵子就会消失了?”
杨铮见月盈眼中隐隐带着些惧意,便放下书卷,说道:“其实天上的星就和人一样,是有寿数的,只不过星之寿数比人要悠长得多,有亿万年之久。天上那颗异星,原本只是颗不起眼的星,眼下寿数到了,便回光返照大放光芒。或许过上半年,便即烟消云散了。”
月盈缓缓点了下头,道:“原来是这样啊。”在桌子另一边坐下来,摆上黑板准备画字。
杨铮见月盈变得有些伤感,不禁心中暗笑。小姑娘长大了,开始悲春伤秋,这也没什么不好,至少比心中惊惧要强得多。
转念又想到,儒家的天人感应,是吸收了墨家天罚之说,以天地异象来警示君主。在皇权社会,这固然有其积极的一面,让皇帝心存敬畏,行事不至于毫无底线。据说成祖文皇帝迁都后,雷火焚毁了奉天殿,便疑是惹恼了太祖在天之灵,为此惊惧不已。
但另一方面,将天地异象与皇权联系起来,却也严重阻碍了科学的发展。数学及一些自然科学或成禁学,或止步不前,与此关系极大。
华夏文明的发展,在科技方面比较偏重于实用性,一直是以技术为主,而不重视理论的归纳总结。而且就是技术研究,也常被统治阶层斥为奇技淫巧,因而虽然可以在某一方面、某一领域做到领先,却一直未能形成完善的体系,可谓先天不足。
就拿数学来说,不论是发现勾股定理的时间,还是求得圆周率的精确程度,都是西方望尘莫及的。
但在华夏,数学这门学科却始终未能形成。虽有《九章算术》这样的专著,后世却未有太大的发展,许多数学方面的著述,都是给这本书注解,就如朱熹给“四书”注解一般。古代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作学问,基本都是这么一种方式,离不开前人的经典。
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现有的算术方法,已经足以解决实际问题了。不论是作生意,盖房子,又或者丈量田亩,用《九章算术》及其衍生著述里的内容,都足以解决了。
如果没有天文研习之限,有更多的人将目光投向苍穹之外,那么数学或许能够得到进一步发展。因为已有的那些数学知识,是不足以解决星体间的运行计算的。现今历法越来越不准确,也是因此之故。
杨铮不由又想起今日秀才们的论战。如果华夏的士人阶层(知识分子)都不注重逻辑性,科学是很难在这片土壤上生根发芽的。或许他可以凭借自己的学识,搞一波技术大跃进,但若没有科学基础做支撑,楼盖得再高根基也是虚的。
此时的欧罗巴,应当正值文艺复兴的高峰吧?一场惨烈的黑死病灾难,却带来了思想上的大解放,进而推动了科学的进步,并且成体系的发展。此时西方的资产阶级也已经形成可观的力量,正四处扩张掠夺,大明的许多白银,就是他们从美洲带过来的。要说东西方拉开差距的分界点,恐怕就是这个时候了。
尽管此时的大明,许多技术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也是世界上最富庶、最强大的国度,但此后便会被西方逐步赶超。
在原来的时间线上,逐步建立起完整科学体系的西方,经过两百年的积累,孕育出了工业革命,我们的东方古国远远落在了后面。
桌子另一边画字的月盈许久未闻翻书页之声,抬头见杨铮一脸凝重之色,盯着桌面一动不动,便问道:“二哥,你怎么了?”
杨铮回过神来,轻叹一声,道:“想到了一些过去未曾细想的问题。”
月盈道:“若是烦闷,不妨歇歇。”
杨铮道:“也好,我到外面透透气。”说着起身出了屋。
月盈到窗前看了看,见杨铮到单杠上做引体向上,便又回来坐下来。心想:“莫非是我惹到二哥了?”
杨铮一口气做了四十多个引体向上,消耗了许多体力之后,心绪也平复下来了。
站在院子当中,看着北天那颗如灯盏一般明亮的异星,心想:“这颗超新星在后世早就看不到了,既然我能够看到,说明这里确是那个曾经的大明。而我这个本不应该存在于这里的灵魂,不也正是一个奇迹么?或许只要微微扇动一下翅膀,这世界就会不一样了。其实落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固步自封闭关锁国,若一直保持东西畅通,难道还会被落下么?”
他观了会星象,突然间有了主意,转身回到屋里。
月盈见杨铮眉宇间舒展起来,心情似乎又好了,不禁暗自奇怪,却没敢多问。
杨铮提起笔来,在纸上写下一行字,写罢叫月盈来看。
月盈见这行字是横着写的,看得有些发怔,念道:“线直条一,有只,且有点两过。二哥,这是……诗?”
杨铮笑道:“你念错了,要从左往右念。”
月盈便重念道:“过两点有且只有一条直线。”皱眉想了想,问道:“二哥,这是什么意思?”
杨铮轻轻拍了下额头,道:“对了,还要先给点、线、面作出定义来。”侧头想了想,忽又省起“点”是无法被定义的,只能作出描述,便在纸上写道:“点者无分,无长短广狭厚薄。”随后又在旁边用笔尖轻点一下,道:“这就是点。”
月盈看了一会,点了点头,表示理解了。
杨铮又写道:“自点引之为线。线有长无广。试如一平面光照之,有光无光之间不容一物是线。”
月盈说道:“二哥,你的意思是不是,通过两个点,只能画一条线?”
杨铮道:“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等我整理出大致内容后,再细细给你讲。”
月盈点了点头,道:“可是二哥为何要将这些话自左而右横写呢?”
杨铮道:“这门学问和算术一样,是需要列等式计算的,横写更为方便。”
月盈已经学了加减等式,对此倒是很好理解。又问:“那这门学问叫什么?”
杨铮想了想,说道:“叫形学吧。”
几何学之名来自音译,若以此命名,不免让人不知所云。“形学”之名也曾用过很长一段时间,倒是比较形象直观一些。
数学,尤其是几何学,要求有非常严密的逻辑性。因而若是“形学”能够普及开来,会有很不一般地意义。
杨铮准备在条件成熟后,用横向排版印刷此书。
当下的书籍文字自上而下、自右而左的排版方式,是承袭自竹木简书籍,虽然是文化传统和底蕴的象征,却着实不太方便。因为人大多是右撇子,书写自左而右更为方便。另外双眼一左一右,视野横宽竖狭,横向阅读也比竖向阅读更符合人体工学。
当然,对于此时的人来说,肯定是竖版更为方便,习惯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可要推广数学等式,尤其是以“天竺”数字组成的等式,却非要横写不可。
此外这里面还有杨铮的另一层心思。
皇权社会的上下尊卑,在竖版文字中体现的淋漓尽致。比如太祖定下的圣旨模式,起首写一“奉”字,然后另起一行,顶头写“天承运”三字,而后再起一行,落后“天”字一格,写“皇帝诏曰”。这可绝不是断句的要求,而是因为天最大,必须要最高,不能有字超过。皇帝为天子,便落后“天”字一格。其后所有行文,除非有“皇”之类的字,绝不能有超出者。
考生应试答卷,也要尊守这个规则。如果不小心没把皇帝写到顶头出格,那文章再好也中不了。
若要印“形学”之书,可以借行文便利之名,稍稍捅一下这根线。只要文中不涉及皇家及国事,以当今比较宽松的环境,应当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当士人们习惯了这种排版后,某种念头也会在心中悄然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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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1:文中关于点线的描述,摘自《几何原本》利玛窦译本。
PS2:文中提到的超新星为SN1572,又称第谷超新星。丹麦人第谷于1572年11月11日观测到此星,被认为是第一个发现者,故有此名。明代史料记载,钦天监于十月初三夜观测到此星,是日为西历1572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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