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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零三章 议论纷纷


  听完张慎言所说的话,崇祯皇帝淡淡说道:“前吏科给事中任澍,是否还有同党,是否受人指使,朕已经心中有数。不久之后,朕就会给卿等一个答复。此等情节先不论,单论其捕风捉影、无凭无据,就攻讦朝廷重臣、非议开海决策,却是大有违朕的旨意。这一点,张卿可有异议?”

  看张慎言跪在地上不作声,崇祯皇帝接着说道:“今日只议开海通商之利弊得失,其他事改日再议。”

  张慎言乃是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在明末崇祯年间也算是颇有清廉之名的大臣之一,崇祯皇帝不想因为一点小事就处置这样的臣子。

  因此,崇祯皇帝看着张慎言说道:“张卿若无其他话说,平身归列吧。”

  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张慎言却说道:“臣尚有本奏!”

  然后张慎言接着说道:“臣闻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故而历朝历代皆以农桑为本。

  “我大明之东南,乃朝廷财赋之重地,京师乃至九边粮饷八成要靠东南漕粮供应。

  “如今陛下在东南诸省大开海禁,鼓励通商,臣担心东南诸省商贸日兴,而农桑日蹙,久而久之,士民百姓唯利是图,重商而弃农,且不说民风如何,单只是东南漕粮大减,就已非朝廷所能承受!臣请陛下深思之,慎行之!”

  张慎言话音刚落,又有几个官员走了出来,在张慎言的身边跪下,说道:“臣户科给事中李友兰,附议!”“臣礼科给事中霍化鹏附议!”

  接下来,户科给事中李友兰叩首说道:“祖宗设置各科给事中,就是为了指摘朝政之得失。臣身为户科给事中,评议朝政,为陛下进言乃是臣的本分。”

  说完这个,李友兰接着说道:“隆庆以来,朝议开放月港,然以臣所知,月港每年上缴户部之税银不过三五万两。如今朝廷又开港五处,以臣之见,所得不过二十万两。

  “然而开口通商之后,居民出海,或有流落番岛而不归者,其中半为海寇,而半为化外之民。此等人原本皆是我大明百姓,一出海而为海寇或番邦所有。

  “久而久之,居民相率出海谋生,沿海土地荒芜,地税、丁税皆大流失。

  “朝廷以区区二十万两蝇头小利,而致大明沿海人口税赋流失,臣窃为陛下所不取也。请陛下明察!”

  李友兰说完这话之后,也是叩头不起。

  这时,礼科给事中霍化鹏叩首说道:“陛下,臣礼科给事中霍化鹏有本奏!”

  说完这个,霍化鹏接着说道:“自隆庆开海以来,泰西诸夷通商我国,其有夷教,曰天主教者,也在南直及东南诸省传播。其所谓天主教义,贬斥祖宗孝道,大不同于我中华也。

  “臣闻在我大明之泰西诸夷人,有传教士者,皆建大庙,曰天主堂,其人或以钱财,或以粮食,或以医药,诱骗百姓入教。

  “乃至每月朔望,男男女女齐聚堂中,关门闭户,一起诵经,每每到了日暮时分方才散去。所作所为,鬼鬼祟祟,且大违我华夏伦常。

  “此皆开海以来,与泰西诸夷通商所致也。此前,朝廷只开一月港,而以至于此,臣恐朝廷如今再开五口通商,泰西诸夷蜂拥而来,我华夏人伦纲常恐将更被败坏了。”

  说完这些话,霍化鹏也是叩首在地上,不再言语。

  这些人的说法,也不是全无道理,至少比如今这位崇祯皇帝想象之中的要好上那么一点。

  就在这次大朝会之前,崇祯皇帝还收到了他一直等待的,也是比较在意的江南官员的意见。

  比如,南京户部尚书兼掌吏部事的郑三俊,南京礼部侍郎钱士升,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张延登,以及浙江新任布政使惠世扬等人。

  这几个人的意见,清一色全是反对开海的立场。

  其中,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张延登,在历史上曾经当过浙江巡抚,对闽浙沿海的情况还算是有所了解,但他却依然反对开海。

  除了说海禁是皇明祖训之外,他还提出了一个理由,即闽浙沿海本来就是海盗猖獗之地,从嘉靖时期开始,沿海商民有很多都是海盗的同伙,在岸是商人,下海即海盗,还说倭寇之乱主要就是沿海商民充作内奸招引上岸的。

  所以,张延登的观点就是,不仅不能开海,还要在闽浙粤沿海整饬军备,继续厉行海禁,认为一旦开放商民出海,那么无异于以商养寇、以财资敌,会壮大了那些本来已经被消灭得差不多了的海寇势力。

  不得不说,张延登的说法,说出了一部分事实,也具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如今这位来自后世的崇祯皇帝,是知道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的,闭关锁国短期内或许会四海升平,社会稳定,但百余年后,就会被外面的世界边缘化,被现代世界远远地抛在身后,因此绝不能因噎废食,因为担心生乱子就关起门来自己过。

  而与张延登提出的反对理由相比,南京户部尚书兼掌吏部事的郑三俊提出的反对理由,就相对客观得多了。

  南京南京户部尚书郑三俊,是万历二十八年的进士出身,在原本的历史上,再过两年,他就会被崇祯皇帝招进北京,先做北京朝廷的户部尚书,然后又做吏部尚书。

  总的来说,这个人也算是明末历史上的一位很有声望的名臣了。

  若论人品官德、学问修养,这个郑三俊的确是很厉害,值得崇祯皇帝重用,但可惜的是他也有其他东林党人的那些臭毛病,到了北京当户部尚书之后,除了一再向崇祯皇帝建议给东南数省减税减赋、减轻钱粮负担之外,没有能够提出一点开拓财源的管用主意。

  这一次,他在给崇祯皇帝的奏折中的说法,倒是与张慎言的差不多。

  他在奏折中说,开放东南沿海的这些通商口岸,会导致东南沿海局面继续重视商业贸易而忽视粮食生产。他的意思是,东南乃朝廷钱粮重地,但却耕地有限,重商的结果必然导致轻视忽视农业,一旦东南粮食短缺,那么运往北方的漕粮也就会减少,长久之后就会导致北方饥荒。

  客观地说,这个郑三俊的确不愧是户部尚书出身的人,对这些问题看得还是很透彻的。

  大明朝廷的粮食安全到了明末的时候,的确是过于依赖江浙、湖广等地了,而当时的北方因为连年天灾人祸,粮食生产难以自给自足,半数依赖东南漕粮,若是东南漕粮不继,北方包括京师也肯定会大乱。

  但是对此,崇祯皇帝自有他自己的解决办法,所以根本就不担心。

  最重要的是,郑三俊和张慎言所说的这些情况以及他们的担心,即使在没有开海的明末崇祯年间,也依然变成了现实。

  因为东南商业经济和贸易的大发展,在明末的时候,是一个难以避免也阻挡不了的历史潮流,靠堵是堵不住的,除非像后世满清入关之后所做的那样,把江南长三角一带遍地的巨商富贾杀干净、抢干净,要不然根本阻挡不了商业贸易的发展趋势。

  所以,对崇祯皇帝来说,与其什么也不做,坐等同样的结果出现,还不如干脆开海通商,置之死地而后生呢。

  至于钱士升和惠世扬这两个人的观点,与京师朝堂之上的这几个人大同小异,惠世扬是反对农商并重或者重商政策,认为开海通商会鼓励商业发展,从来导致官府舍本逐末,忽视农业。

  而钱士升的观点则与霍化鹏相近,认为泰西诸夷海商来到大明,会破坏大明自给自足的商业环境,乃至败坏大明的人伦纲常、风俗礼仪等制度。

  不过对京师朝堂之上的这些反对观点,他不打算重处,而对南京和江浙官员的反对,他却将他们一律革职论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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