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篇49 魔都的诞生

雍熙十年夏五月，上海。

        松江之畔，在一片让人耳目一新的砖木混合建筑群间，一座占地颇广的五层“汉楼”拔地而起，新氏的砖木混合结构，糅合着传统的雕饰风格，共同砌就了这样一座威严大气的楼厦。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大汉帝国方方面面都在发生变化，关乎到所有人衣食住行的土木建筑行业自然也不例外。其中最大的变化，大抵在于从传统木制建筑向砖木混合建筑风格的转变。

        当然，这样的变化，除了从外洋吹进来的风之外，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建筑材料上的大发展。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砖厂、瓦窑，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各种材质、各种造型的砖瓦被大汉的商人与工匠们研制而出，极大地丰富了基础建材内容。

        新理念与新材料的大发展，带来从设计到施工的整体变化，再加上朝廷在背后的鼓励支持，农村地区不敢说，但在城市之中，越来越多的新建筑开始采用兼具美观与实用的砖木混合结构，并且“含砖率”是越来越高。

        而这种新氏砖木建筑，也有新名称，有人称之为“洋楼”，而漂洋过海而来的外商则称之为“汉楼”，后者的流传度显然要高一些，也更容易为满腹自豪感的大汉官民所接受，就连“宣报”这样的官报上，时不时对砖木建筑的宣传中，都明确地提到诸如“汉楼”、“新楼”此类的字眼。

        而矗立在松江之畔的这座五层建筑，就是标标准准的汉楼，在建筑设计上也格外用心，格局大气，细节精致，突出一个堂皇威严，让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一栋“官楼”。

        从动工筑基开始，已经过去几个月的时间，落成的大楼，早已清晰地呈现在上海士民眼前，如今也只差最后一步了。

        这么一个向阳的好天气，一场揭幕仪式正在进行，场面相当隆重，不只是周遭州县主要官长亲自到场，在上海港经商谋生的大汉商民以及驻港使节、外商都云集于此。

        尤其是那些从事外贸、海贸的内外商人，更是面露喜悦，两眼放光，直勾勾地盯着正门前那道被红绸遮盖的牌坊，眼神中是几乎溢出的热切，恨不能亲手将之揭开。

        显然，能够引得整个上海都闻讯而动，绝不是简单的一座官楼的投用仪式，更重要的是背后的东西。

        一通敲锣打鼓，一场舞狮助兴，伴着一阵鞭炮齐鸣，随着红绸落下，这座汉楼终于露出最后的让人期待已久的庐山真面目：大汉海关江海税务司。

        这是一座海关大楼！

        随着江海关税务总监王钦若一番热情洋溢的发言，在热烈欢声中，大汉江海关大楼正式投入使用，也意味着大汉的对外贸易史，由此翻开了一页崭新的篇章。

        关于大汉海关制度问题，实则一直都有讨论，早在开宝年间，就已经有人提议了，只不过既得利益者太过强大与顽固，改革的声音被死死压制着罢了。

        然而，沿袭自大唐并在大汉帝国发展完善，并经历了几十年辉煌岁月的市舶制度，在大汉帝国主动走向海外，在世界风云变幻莫测的局势下，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旧制度的废除，紧接着诞生的是一套全新的海事、口岸及税收管理制度。

        相比于在大汉盛行了几十年的市舶司制度，在新海关体系下，官府不再亲自参与对外贸易买卖，而是全面放开，向“专业化”发展，朝廷设立专司，专注海事及税务管理工作。这样的变化，对于全国内外从事外贸，吃海贸这碗饭的商民来说，不啻于一道福音。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市舶司制下的对外贸易，都是受到官府强力管控的，商品的进出口，都需经过各地市舶司进行转手，而每一道转手，市舶司当然能从中捞一笔转手费，对内外商人来讲，这是正税之外的又一项成本。

        发展到几十年后的雍熙朝，随着大汉对外拓殖的不断深入，并且取得成果，海事贸易的规模仍在不断扩大，但几乎所有人都察觉到，市舶司的制度已经对对外贸易产生了阻滞作用。

        当然，那一套市舶制度，早在开宝后期就已经松动了，不断膨胀的外贸规模，直接冲破了市舶司的管理能力，而利益链条上的饕餮们，也想方设法地钻空子，避免被市舶司刮一刀，如此又导致走私、漏税等等问题。

        但即便问题重重，废除旧市舶司，建立新海关制度，依旧走过了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其中，不只是依附于市舶制上那部分官商的拼命维护，最重要的还是大汉上层，准确得指财政司舍不得市舶司制下那丰厚的进项，垄断的生意从来都是最赚钱的，也最让人难以割舍。

        因此，面对里里外外的怨气，以及层出不穷的问题，过去的这些年，“市舶派”一边压制改革的声音，一边遇漏补漏、弥合问题。然而，这终究只是一种挣扎的表现，只是延缓了市舶司制走向崩溃的速度罢了。

        不管既得利益者如何死命维护，根本问题在于，旧的市舶制度无法满足日益壮大旺盛的海贸管理需求，这个根本矛盾不得到解决抑或缓解，新的问题只会越积越多，发展到影响外贸的程度，问题已然深重。

        改革是有必要的，在皇帝刘旸那里从来不是问题，只要有足够说服他的理由。但倘若只是国内的海商与外来的客商，即便他们喊破嗓子，只怕也很难真正动摇那根深蒂固的制度，毕竟既得利益集体太过强大，财政司的边上，还有少府。

        但是，当南洋的封国王们，不断向朝廷提出诉求，指出问题时，那影响就大了。对于旧市舶司制度，那些封国显然也是深恶痛绝，他们要发展，也离不开与大汉的贸易，而在过去十多年的贸易过程中，自然也深刻地体会到内外海商们被剥削的痛苦。

        作为封国，向朝廷提出诉求是习惯性的事情，作为大汉皇室后裔，世祖皇帝的子孙，他们又能直接上达天听

        于是，当各种改革的声音传入皇帝刘旸的耳朵，又经过多方的调查研究之后，对市舶司制度的改革，依旧开启了。这仍旧不是个快速的过程，前前后后拉扯了好几年，一直到雍熙九年冬，方才正式宣布定制。

        为满足对外贸易、口岸、税收、缉私等事务管理，进一步促进海贸发展，加强与封国、外国之间的联系，大汉出台了《海关管理条制》。

        在沿海地区，一共设立了五大海关，自南至北，分别为粤海关、闽海关、江海关、东海关、渤海关，各大海关设总监一职，从三品，海关下分设口岸，进行综合管理。海关直属于财政司，总监及下属各口岸关长由朝廷安排，并配备专门的海关部队进行检查、治安、缉私等活动

        新海关制度，或许并不是那么地完善，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或许还会爆出更多新的问题，但这种应时顺势的改革，却有其重要意义，这也是整个雍熙时代下积极向好求变的积极风貌的展现。

        而在当下，在雍熙十年夏季的上海，松江沿岸上，仅仅看那些围观江海关大楼揭幕仪式的内外商贾的欣喜表情，听到那震耳欲聋的掌声，就可知在此项改革上，是如何地得“民心”。

        雍熙十年的上海，比起之前，更加繁荣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依旧在持续，人口进一步增加，已然是座超三十万人的大都邑，吸引着江海所及之处所有客商的到来，至今仍看不到上限。

        当然，最大的变化在于，行政地位的提升，如今的上海，即便在的大汉帝国也能名正言顺地称之为“上海市”了，也是在雍熙九年，这片曾经不名一文的乡下小渔村，成为了大汉第一座“计划单列市”。

        此事的促成，得益于江南道布政使王玄真的大力推动，当初在就任之前，就曾接受过皇帝的面授机宜，到任之后，王玄真对上海、苏、秀二州之间的情况，又进行了一场深入彻底的了解。

        最终经过他上呈中枢，决议将上海这座因对外贸易而勃兴的港口城市单独列出，成为直属江南道司管理的“市”，而“市长”也成为大汉地方行政体系中的一个新职衔，直接定级三品。税收上则由中央与江南道共享，采取“二八分成”原则。

        至此，为松江、港口贸易之利，你争我夺，争得面红耳赤、头破血流的苏秀二州，最后啥也没落下。

        不只没抢到嘴里，原本护在盘子里的东西还得倒掏出来，经济实力+政治地位结合到一起的新上海，腰杆贼硬，毕竟有中央与道司背书。

        于是，在王玄真的支持下，又对上海市辖区进行了一番调整，基本上囊括了苏秀二州东部的整个松江下游地区，都成为了上海地界，曾经苏秀二州争执不下的东西，都被上海一口吞下。

        这样的结果，显然不是二州能够接受，最推动过程中，反对、抱怨之声，直达天听，但都没用。在中央权威正隆的情况下，你地方若是敢公然对抗，那是真要掉脑袋的，虽然皇帝刘旸一直在推动法治建设，但帝国的本治依旧是人治，连税改、吏改都能轰轰烈烈地推广开来，一个地方的建制区划，能够反抗的余地实在不多，也太无力。

        何况，还有王玄真代表的江南道司，以及上海牵扯到的一系列新利益群体，他对于“上海建市”显然也是持乐意见之的态度。

        于是，长江三角洲下游地区迎来了一个新格局，一颗面向大海、拥抱未来的东方明星城市冉冉升起。

        而这个过程中，最受伤的，毫无疑问是秀州，丢了“上海县”这个聚宝盆，几乎砍掉了一只胳膊，虽然还有棉纺这个拳头产业，但被阉割之后那淡淡悲伤始终萦绕在秀州官吏们的心头。

        相比之下，同样遭遇损失的苏州就要好过多了，比起秀州，苏州的家底显然要殷实得多，没了上海，它还有长江之利，境内还有太湖、阳城湖，还有常熟塘、至和塘、白茆浦、七鸦浦等水港可以利用，比起去争上海，似乎开发自身优越条件才是正途。

        而在江海关下属的各海关口岸中，苏州一地就占了三处，可见苏州的“强势”。

        不管出现了多少波折，也不论引发了多少利益的角逐，上海建市已是不争的事实。而这，对大汉的城市发展来说，也是一桩历史性的标志事件，这是一种全新的模式，涉及到一种全新的央地关系，没有参考可言，却在事实上代表着一种新时代下的发展潮流，在大汉城市发展史上也是值得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建市，到五大海关的设立，两者兼具的上海，自然也成为了大汉最独树一帜的城市，全国道州，只此一例。

        关于上海模式，朝中当然避免不了讨论，毕竟太新鲜了，而新鲜的事物也往往不那么容易被人接受，何况，还是在王玄真这么个“鹰犬”鼓捣出来的玩意儿。

        一日是鹰犬，终生是鹰犬，虽然已经表现出足够出色的行政管理能力，王玄真依旧不为政坛主流所接纳。当然，如今的王玄真，已经放弃了融入那干功臣勋贵与文人官僚的群体中去，只要受皇帝认可，做个雍熙干臣，足矣。

        五大海关，基本囊括了帝国本土所有沿海地区的外贸管理，设立之初，也曾有官员建议，都如上海一般，单独列市。

        但这件事，最终没能成行，上海特殊就特殊在，依托着已经足够富饶、开发程度足够高的长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与运河所及的所有道州府县的商品资源都能汇聚此处，这是其他海关城市并不具备的条件。而单独建市，除了加强管理之外，本质上还是朝廷要更大程度地参与分利，朝廷多吃多占，地方自然是亏的。

        就拿闽海关所在的泉州来说吧，福建布政使周印铨就曾上表朝廷，说闽地百姓生计艰苦，唯有靠着海贸，方得勉强度日，福州与泉州乃是闽地发展的两条腿，失了任何一条，就得瘸着走路一番诉苦，实则就是福建道司，对泉州单独列市的抗拒。

        闽海关是朝廷播种，由福建道孵出来的一颗金鸡蛋，朝廷已经占大头了，若是连下蛋的母鸡也要拿走，那就太过分了。不是所有地方都是江南道，也不是所有布政使都叫王玄真。

        与泉州相类的，自然是广州府了，粤海关的驻地。毫无疑问，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广州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大汉排名前列的大型城市，万国贸易港，至少在雍熙十年，其规模都数倍于上海。

        然而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整个岭南地区，除了一个广州府，还能拿出哪个城市来？仔细盘算一阵，还真拿不出能打的。因此，广州府的存在，还起着成都府在西南地区的作用，需要援济周遭的穷兄弟，“带动后富”，为整个地区的稳定做贡献。

        至于北面的东海、渤海二关，则主要针对东北地区及高丽、日本二国，首先从规模上就有局限性，很多二国商人宁肯远航到上海贸易，另一方面，保守氛围也更浓厚，暂时也没有推行单独列市的必要。

        因此，至少在雍熙十年，上海成为了整个大汉帝国最特殊的城市，从建筑风格，到思想理念，从经商环境，到管理模式，都是开历史之先河，就是在大汉帝国，这座城市也越发魔幻炫丽，让人难以预测最终会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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