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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火种】


  天津码头。

  从南方驶来的客轮上,有两个读书人提着皮箱走下舷梯。

  年长者大约60岁,名叫钟观光,中国近代植物学开拓者,在中国第一个用科学方法研究植物分类。年幼者只有30多岁,名叫谭熙鸿,北大生物系的创始人,中国现代生物学先驱。

  两人是从杭州回来的,他们作为北大代表,刚去南方见了蔡元培,希望蔡元培能够回来当校长,可惜被对方婉言拒绝。

  北大如今的状况很糟糕,只六月底学期末的时候,就有十多名教授离职。其中包括化学系主任丁燮林、物理系主任颜任光、数学系主任冯祖荀、哲学系教授胡适,以及李四光、林语堂、沈兼士、钱玄同等人,或被其他学校请走,或是自己辞职。

  另有顾孟余、李大钊、陈启修、于树德、朱家骅等人,因政治原因未再授课。蒋梦麟、冯叙伦也销声匿迹,藏起来不敢露面。

  到了九月份,北大的情况更加严重,几乎同等于倒闭。由于教员奇缺,北大只能宣布继续放假,开学之日遥遥无期。包括鲁迅、陈垣等十多名教员,有的远赴厦门,有的跑去了清华。

  剩下还没走的北大教师,都希望能把蔡元培请回来主持大局,否则他们看不到一点复校的希望。

  “唉,再这么下去,我也要去南方了。”钟观光叹气道。

  谭熙鸿只能无奈苦笑,他们这次南下,不仅是劝说蔡元培回来,还带着邀请学者去北大的任务,用以填补学校教员数量的奇缺。在杭州的时候,谭熙鸿去请一位老同学,结果老同学反而劝他留在浙江任教。

  谭熙鸿说:“天津也有不少学者,咱们再去拜访几个吧。”

  钟观光摇头道:“北大现在连教员薪水都发不出来,我哪有脸再去请人任教?”

  “总得试试,我有个同学叫闫志英,是学物理的,如今正奔丧在家,”谭熙鸿说,“还有那个写《大国崛起》的周赫煊,也可以找他聊聊,请回北大去教世界历史。”

  钟观光不抱希望说:“先去投旅店吧。”

  两人心情低落地走出码头,突然听报童喊道:“看报看报,国民教育大讨论,杀人犯和娼妓的儿子到底有没有读书的权利!”

  “咦,”谭熙鸿突然来了兴趣,招手说,“报纸来一份!”

  报童奔过来,摊手道:“《大公报》,三分五厘。”

  “不用找零了。”谭熙鸿递过去6枚大铜板。

  “谢谢先生。”报童高兴道,这单生意他拿到5厘钱小费。

  两人叫了黄包车,谭熙鸿坐在车上读报,很快就看到那篇讨论受教育权利的文章。他把情况复述一遍,对钟观光说:“钟教授,这个周赫煊看来是热心教育事业的,说不定能够请动他。”

  钟观光提醒道:“别忘了那个教育基金会,是张学良号召发起的。”

  谭熙鸿默然,北大搞成现在这副模样,主要还是拜张作霖所赐。直接派兵包围北大,张大帅可是把学校师生吓得够呛。

  两人到旅店放好行李,钟观光年纪大了,舟车劳顿不想再折腾,谭熙鸿却兴冲冲的跑去请周赫煊。

  抵达报社,谭熙鸿问一个职员道:“请问周赫煊先生在吗?”

  “喏,那就是周先生。”职员指过去。

  周赫煊正带着人准备外出,谭熙鸿走过去说:“周先生你好,鄙人谭熙鸿,北大生物系主任。”

  “幸会!”周赫煊纳闷的握手,不知道这人找他干嘛。

  “周先生是要外出吗?”谭熙鸿问。

  “嗯,带人出去做问卷调查。”周赫煊点头道。

  问卷调查这玩意儿比较新鲜,谭熙鸿主动要求跟着,与几个报社员工一起出去。

  到了街上,周赫煊对手下的人说:“做问卷调查,抽样一定要尽可能全面。小周、老张、郑兄、立民,你们分辨负责天津城的东西南北,我来亲自跑租界这边。调查对象,要涵盖不同年龄层和不同职业者,每调查一个,都要做详细记录。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社长!”众人纷纷应道。

  谭熙鸿好奇问:“周先生,你做这个问卷调查,有什么作用吗?”

  周赫煊解释道:“《大公报》准备做一个深度系列报道,讨论国民的受教育权。这个问卷调查,就是收集老百姓对此的观点。”

  “哦,明白,”谭熙鸿赞道,“这就跟做科学实验一样,需要收集分析数据,想不到办报纸也有如此讲究。”

  周赫煊说:“一拍脑袋写出来的新闻,难免脱离实际情况。我们《大公报》的办报方针是不党、不私、不卖、不盲,这个不盲既要不盲从流俗,也要不盲目报道。”

  谭熙鸿肯定道:“这也是搞科学的态度。”

  两人没走几步,周赫煊便找到个小贩说:“你好,我是《大公报》的问卷调查员。”

  “嘛呢?”小贩一脸懵逼。

  周赫煊详细说:“城北的希望小学里面,有个学生的父亲是杀人犯,母亲是娼妓,其他学生家长反对他读书,要求开除。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小贩说:“当然要开除啊!”

  “为什么?”周赫煊一边纪录一边问。

  小贩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杀人犯的儿子更不能读书,以后当坏人会害死多少人啊。”

  周赫煊又问:“中华民国的宪法规定,所有国民都拥有受教育的权利。你认为这个学生有读书的权利吗?”

  小贩理所当然道:“还读啥书?老爹是杀人犯,老娘是娼妇,这种人长大也肯定不是好东西,早点死了省事儿。”

  “好的,谢谢你的配合,”周赫煊说,“请问你的姓名、年龄、职业,有没有读过书?”

  小贩笑道:“我叫李全,32岁,卖糖堆儿的,不识字儿。”

  周赫煊又陆陆续续问了七八个人,甚至连印度籍巡捕都调查了,得到的回答惊人一致:杀人犯和娼妓的儿子不该读书!

  谭熙鸿目睹了整个经过,不可置信道:“怎么会这样?怎么可以这样?”

  “别急,慢慢来。”周赫煊又截住一个戴眼镜的,看样子是个知识分子。

  那人说道:“当然有权利读书,现在都民国了,进步的文明社会就要给每个国民以受教育的机会。”

  周赫煊问:“如果这人长大学坏呢?有知识的坏人,可比文盲危害更大。”

  “那就更应该受教育,学校可以导人向善,纠正他危险的行为观念。”那人道。

  周赫煊笑道:“谢谢你的配合,请问你的姓名、年龄、职业和受教育程度。”

  那人痛快地回答:“我叫鲁杏芳,字润良,29岁,金融硕士,洋行职员。”

  这个问完,谭熙鸿才说:“看来还是读书人明事理。”

  “那可不一定。”周赫煊说。

  很快又问到一个卖菜大妈,她说:“多读书有好处,这杀人犯的儿子,说不定长大也有出息呢。”

  整整忙活半天,总共收到五百份调查问卷,最后统计出来:持否定观点的占87.2%,认为杀人犯和娼妓的后代不应该读书;而持肯定观点只有12.8%(其中绝大部分是妇女和知识分子)。

  看到这个结果,周赫煊默然无语,他没想到会如此糟糕。

  谭熙鸿都把自己此行目的给忘了,叹气说:“国人的观念还需要进步啊。”

  第二天,《大公报》把调查结果披露出来,立即在京津知识分子群体中引发热议,许多学者纷纷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思想。

  前一章我们提到,民国初期有三种教育。其中民众教育理论,认为无论男女老幼、贫富贵贱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历史上,这种理念正是发源于北伐时期。

  周赫煊没想到的是,自己那一篇报道,居然促使“民众教育理念”提前兴起,点燃了全民教育的火种。

  做为几十年后的现代人,你很难想象民国初年那种蒙昧,罪犯的儿子不配受教育,居然会是大多数老百姓的共识。

  解放思想,真的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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